在阅读过程中，我时常感知到，马先生作为一名华裔投资者的爱国情怀和拳拳赤子之心。实际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已注定将推动现存国际金融体系走向瓦解。在这全球大变革的前夜，各种声音、主张应运而生，各种思潮、思想的争论和碰撞必将催生一个新型全球体系。马先生的四部曲，乃至即将出现的第五部，甚至第六部专著，其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它们分析得多么有道理，指明了怎样的前进方向，而在于它们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我谨将这些问题和分析视角归纳如下，供读者朋友们参考。
首先，我们如何看待自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抛弃金汇兑本位制、逐步建立美元本位制以来的世界经济。在一个建立在美元本位制基础之上、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各国是否很好地捍卫了其经济主权，是否切实地以维护本国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方式在国际上行事？世界发展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由嵌入的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如今，新自由主义面临空前的批判，全球是否可能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发展哲学的第二次转变，也就是实现新自由主义向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性跨越？
其次，我们如何把握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是美国继续保持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对世界和平发展有利，还是美国霸权衰落，成为一个正常大国对世界和平发展有利？在当今世界，美元本位制是强者剥削、掠夺弱者的首要机制，其与新自由主义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我们究竟应该以何种制度取代美元本位制？或者说，全世界是否有可能通过制度创新终结美元本位制？尤为关键的是，此次金融危机是否促使美国就此走下坡路，一蹶不振？在美国地位变化之前景下，世界究竟面临怎样的未来？
再次，我们如何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纵观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国与近现代世界互动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与“西方”的关系。“西方”概念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其始终有个内核，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经济、军事超强的美国的整合，而逐渐形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它们组成一个所谓民主、和平的共同体，将向全球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自由价值、市场经济作为其使命。鉴于西方的明确战略目标，中国最终如何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实现和平共处、共同繁荣？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已将中国带入当前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中国应该如何评价中美经济已达到的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和利益共生的关系？当前正处于全球体系大变革的前夜，中国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中，才能做到趋利避害？至关重要的是，中国是否能客观、真实地把握自己对世界的影响力？是否够成为撬动全球体系变革之方向的重要杠杆之一。顺便提一句，“中国与世界”是马耀邦先生第五部专著的主题。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通盘考虑全球体系变革、美国战略调整与中国和平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预示着现存全球体系即将走向瓦解的背景下，世界、美国与中国都在经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转型”已成为中国与美国和世界相互关系的最主要特征。这里有三种转型：一是中国的转型，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能否持续下去或如何维持，中国究竟在国际体系中扮演何种角色。二是美国的转型，即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就是美国能否维持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它将通过怎样的战略来实现护持全球霸权的目标，其中之关键是美国如何护持美元霸权。三是中美关系的转型，即由中美互动的现状将带来双方怎样的未来，能否促进现存全球体系继续保持和平转型。
探讨前三个问题，主要是为第四个问题服务的。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危机”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并存。不过，中国古人早已指出，“危机”总是为强者和有准备的人服务的。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美国政府已两次成功地向其他国家转嫁经济危机。一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当时美国迫使欧洲和日本承担其经济调整成本，从而度过危机；二是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而日本经济维持高速增长，美国再次迫使日本承担其经济调整成本，一劳永逸地击溃日本。在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中，美国政府能否再次成功地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若是能够的话，哪些国家或哪一类国家是首当其冲者？因此，所有问题的落脚点是，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全球大变革，中国是否已做好准备？
相信马耀邦先生在全球大变革前夜的诚实思考和努力求索，将为更多有志于开创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新型全球体系的各行各业人士，提供可资借鉴的探索资源。是为序！
林小芳
2010年3月16日于北京西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