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和很多农民工一样，睡在车站外的广场上。广场上游荡者一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捧着一大推陈旧的报纸在叫卖，两毛钱一张。农民工们买到两张报纸，对接着铺在地面，然后躺上去。我也买了两张，像他们那样铺在身下。我把一个黑色的小包紧紧地抱在胸前，那里面装着我的毕业文凭、获奖证书和出版的两本书籍，那是我幻想着在这座城市里得以立足的资本。
我的城市生活，是从火车站的广场开始的。
那一晚我几乎没有合眼，午夜过后，城市的喧嚣渐渐静息下来，而我的心中却狂澜万丈。我不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是什么，能否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如果不能生存，我该怎么办。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一贫如洗，举步维艰，我想起了以前受到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和磨难，我告诉自己就是死，也不会再回到那座小县城。
黎明时分，突然下起了大雨，广场上一片大呼小叫，人们爬起来，手中捏着破报纸，争先恐后地跑到店铺的屋檐下躲雨。这种闹哄哄的情景一直持续到天亮。
天亮后，我开始了找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看到一辆公交车开来了，很多人跑过去，我也跑了过去，坐上了这辆公交车。我不知道这辆公交车开往哪里，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我没有吃饭，但是感觉不到饿了。在来到省会城市的那些天里，我每天只吃两个烧饼。那时候一个烧饼两角钱，两个烧饼四角钱。我依靠四角钱在这座陌生的别人的城市里度过了打工的初级阶段，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
公共汽车一路摇晃着，穿过了一座座安装着玻璃窗户的高楼大厦，那么高的楼层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穿过一条条笔直宽阔的马路，马路边是衣着光鲜神定气闲的城里人；穿过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比我生活了多年的县城要大很多倍。公共汽车停了下来，到了终点站，我最后一个走下车子，发现这里已经是郊区。很多天后，我才知道那是南郊，这座城市里很多菜农居住的地方。
要在这座城市生活，先要有一个稳定的居所。我走进了那些狭窄的巷子，一家家打听是否有房子出租。我一口诘屈聱牙的普通话让这些房东们似懂非懂，他们挥挥手臂，像轰赶苍蝇一样地赶走了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态度和蔼的房东，但是他要求必须先缴纳一个月的房租，一百多元钱。我身上仅仅200元，如果交了房租，我连吃饭的钱坐车的钱都没有了。我只好放弃。
我在街巷漫无目的地游荡，像一条流浪的狗。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都让我羡慕，他们的脚步通往家庭或者单位的方向，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亲人或者工作在等着他们。而我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而我什么都没有。
临近中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家旅社，很小的一家旅社，门口还有文革时代留下的大红油漆刷写的字迹，一边是“革命无罪”，一边是“造反有理”。门口有一棵不知道名字的树木，阳光照在树梢上，洒落一地细碎斑点。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子懒洋洋地坐在门口的藤椅上，眯缝着眼睛看着从巷口走过的人。他是这家旅社的老板。
我走了进去，在这家旅社住了下来，睡在通铺上，一晚房费5元钱。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通铺这种居住方式了，从房间的这边一直到那边，是一张长长的大床，和我睡在一张床上的有七八个人：几个年龄很大的老人，一个瞎子，两个20多岁的青年。后来，我才知道了，这些老人是捡拾破烂的，那个瞎子是给人算命的，两个青年是刚入道的小偷，他们总是在半夜出去，黎明时分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