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总会过去

报社距离我居住的那座城中村很远,每天我要换两次公交车,才能来到报社。暗访假烟后,我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我决定搬离城中村,搬迁到报社附近。

然而,报社附近的房子,房租非常昂贵,远远超过我见习期工资的500元钱。而且,当时我囊中羞涩,怎么办?

我做过保安,对保安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近感。负责我们那一层的保安是西北人,和我算是老乡。有一次,我说,想搬到报社来住,不知道行不行?他说:“你夜晚就悄悄住进来,别让别人知道就行了。”

我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床被子和几本书籍,我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纸箱里,带进了报社。

此后,每当记者们写完稿件都回家后,我就关掉灯管,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纸箱,拿出被子,铺在木条沙发上。那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我在办公室不敢打开空调,担心会被人发现。为了驱寒,我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将废旧报纸枕在头下,在黑暗中遐想着以后的幸福生活,很快就睡着了。

后半夜,气温突降,我常常被冻醒,此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我想着以后的生活,我用憧憬来安慰自己。我那时候还经常会想起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我想我比小女孩幸福多了,我居住在房间里,而小女孩只能蜷缩在大街上。

来到报社的第一个月是我最艰苦的一个月,工资没有发下来,我的生活青黄不接。我记得有一次身上只剩下几张纸币,一角两角的,加起来一共只有一元钱。那天我从早晨一直饿到了午后,后来实在饿不下去了,就来到报社附近的一家兰州拉面馆,买了一个饼子。拿着饼子走出拉面馆,经过了一家饭店,我隔着玻璃看到饭店里靠窗户的座位上坐着很多人,每个人的面前都有很多菜肴,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隔着玻璃也能闻到。我想,等到有一天有了钱,我要进这个饭店,把这个饭店所有的菜肴全吃一遍。

走过饭店,就是街角,这里行人稀少,我拿出饼子,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还没有尝出饼子的味道,我想起了吃人参果的二师兄。

那时候还有一个公文包,每天出去采访的时候就夹着它,器宇轩昂地,把自己想象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公文包里夹着采访本和一本书,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本书,在公交车上,在地铁上,在等人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出来阅读。

每个记者都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包,包里面装着采访需要的物品,这样的一个包也是判断记者身份的一个标志。我曾走进超市里,想买一个能够和我的记者身份相匹配的包,然而,站在货架前,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没有下定决心。那些几十元一个的包,我感觉都很贵。

然而,作为记者,没有随身携带的包又不行。

有一天晚上,我在垃圾桶里捡到了一个公文包,这个公文包很轻很薄,里面只能装几份文件,就会被撑满了。公文包是用帆布做的,上面有些污渍。可是就是因为有些污渍,包的主人就将它扔进了垃圾桶里。这样的一个公文包,在超市卖十多元一个。

我从垃圾桶里拿出公文包,欣喜若狂,连夜洗刷干净,晾晒在窗台上,第二天中午,公文包晾干了,我把采访本和笔,还有一本杂志放进包中,夹在腋下,兴冲冲地出去采访。这个公文包让我感到自己的身价提高了很多。那时候的电影电视上,企业家和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经常腋下会夹着这样一个公文包。

用了大概一个月后,包的拉锁与帆布连接的地方,线缝松开,需要重新缝补,可是,偌大的城市,我找不到一家缝纫部。缝补衣服在过去叫做“缝穷”,在街边的小店随处可见,然而,这些年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间再也难觅踪影。那些手艺精湛的老裁缝,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样的一个帆布包我一直用了好几个月,每次出去采访的时候,都要紧紧地把包夹在腋下,否则,就会有东西掉出来。每逢坐在那些高官和大款们的对面,拉来包取出笔采访的时候,他们都会对我的这个包端详一下,然后看着我,脸上若无其事,装着没有看到这个包的秘密。

距离报社几百米远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废品收购站。报社办公室里每天都有大量的报纸,每个记者发一份,他们翻翻后,就丢在一边。我想,如果把这些报纸收集起来,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一定能够我的饭钱。然而,我又想到,我是报社的员工,我要珍惜这张报纸,我不能把这张报纸当废品来卖,那样就是对报社的作践,对自己的作践。说句实在话,从进这家报社的第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我爱惜这家报社,就像爱惜自己的名誉一样。

后来,我从一位女同事处借到了200元,终于度过了一贫如洗穷困潦倒的日子。

实际上那时最痛苦的不是生活难以为继,而是找不到好的题材,不能很快被报社认可。如果三个月后,你还是籍籍无名,还是默默无闻,那就要卷铺盖走人。到了那种时候,我真的要变成“卖火柴的大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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