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招聘考试是在网上进行的，报社给每个考生的邮箱中发送了一份考题，然后电话通知我们，要求在三日内交卷。
这绝对是一场最人性化的考试，免除了全国各地记者鞍马劳顿长途跋涉。网络考试也有一种弊端，这就是冒名顶替，然而，如果冒名顶替者自己能够考上，他又为什么不来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来工作呢？
那次考卷上全是写作题目，没有一个题目有现成的标准答案。不但有消息写作，还有通讯写作，不但有稿件写作，还有话题策划。这份考卷很有分量，出题人绝对是一个新闻高手。
那张考卷我是在网吧里完成的。夜半时分，我在网吧里写作，旁边是一大批玩游戏和看电影看电视剧的小青年，网管好奇地问我在干什么，当知道我在写作时，就友好地递给了我一根香烟。他说，他在网吧上班三年，我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在这里写作的人。
两天后，我就将考卷发过去了。
我参加报社招聘考试的事情不知道怎么被发行站长知道了，他有一天早晨在发行站对我大发雷霆，他说我不安心工作，不爱岗敬业，是发行队伍的害群之马。他那天早晨让别人代替我去给报刊亭送报，而专门把我留下来谈话。
退伍军人出身的发行站长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听说他以前在部队当过连长，训斥起手下的班排长和士兵们就像训斥贼娃子一样。回到地方上，他仍然保留着这种口无遮拦说一不二的革命本色，在他的面前，哪个发行员敢顶嘴，他就大声吆喝“拉出去关禁闭”。他还把自己当成了那个人人惧怕的连长。
站长讥讽我说：“你能行啊，做事情瞒着老子，你去参加报名考试，为什么不向老子报告？”
我老老实实地说：“我担心给你说了，你不同意。”
站长说：“老子当然不同意。都像你这样，我这个发行站长还怎么当？我不成光杆司令了？光杆司令怎么打仗？光杆司令的站长怎么搞发行？”
我说：“这是一次机会啊，我总得把握住啊。”
站长很不高兴，扬起手来要打我，我马上配合着做出一副怕得要命的样子，双手抱住头。在这种时候，只有示弱才会让站长高兴，他高兴了就会消了火，他一消火就忘记了自己刚才发火的事情。
站长果然不打我了，他抽出一根香烟扔给我，我双手接住，从桌子上拿起打火机，像个狗腿子一样擦亮了，双手捧给他。他抽了一口烟后，好像又很生气地说：“我看考不上了，你怎么回来。”
我谄媚地笑着说：“我怎么走出去，还怎么走回来啊。”
站长恶狠狠地说：“你还有脸回来见老子？”
我说：“你是我们的老大，我回来工作不见老大见谁？”
站长听得心花怒放，他踢了我一脚说：“滚出去，老子不想见你。”
我欢天喜地地出去了。
走在路上，我想，我填写招聘报名表的时候，现在的工作单位一栏，我就老老实实地填写了发行站的名字，可能有人看到后报告了站长。
站长是一个心无城府的人，在我后来做到这家报社的一定职位后，他见到我还是说老子长老子短，我觉得好笑，就故意说：“我才是老子。”他竟然一本正经地质问：“你骂谁？”我说：“那你一句一个老子是不是骂人？”他严肃地说：“老子说话从来不骂人，老子就不会骂人。”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村口的钉鞋佬消失了，另一个出入口的修车男子也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街巷十字那些经常聚在一起绣花的中年妇女，和小巷深处的那些放着树根茶几的店铺，城中村也听不到了闽南话了。城中村突然显得空空荡荡。
思想家一如既往地周游列国，像远古的孔子老子苏秦张仪，他想让那些工厂学校接受他重建信仰的观点，然而，他不出所料地碰壁失败。他说当初的傅里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是这样，马克思恩科斯也是这样，尼采荣格也是这样，每一个思想家都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他注定要走得很艰苦，他注定不被人们理解。但是，思想家是人类的火炬手，他高擎着火炬，照耀着人们前行的道路，当火炬燃烧殆尽后，思想家就要点燃自己。
“这是我们的宿命。”他很悲壮地说。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通知，这次淘汰率极高的招聘考试中，我被录取了。
一年后，我得知那些假烟商人们搬迁到了城乡结合部的几个密集的村庄里。他们至今还在那里加工生产假烟。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小白领工作的那家公司，小白领还是最底层的统计员，而那家公司并没有他口中的“屁股烘干机”。
三年后，我见到了思想家，他在街边摆地摊，面前的纸上写着两行字：“设计签名，十元四个。”
六年后，画家回到了这座城市，他还带回来了几百张西藏风情的油画，他在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
现在，我在电脑上写出这一行行文字，心中充满了万千感慨。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个人都渴望成功，而成功的人只有少数，尽管他们走过的道路殊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每一份工作都要做到最好，每一个机会都要紧紧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