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照进现实

那次招聘考试是在网上进行的,报社给每个考生的邮箱中发送了一份考题,然后电话通知我们,要求在三日内交卷。

这绝对是一场最人性化的考试,免除了全国各地记者鞍马劳顿长途跋涉。网络考试也有一种弊端,这就是冒名顶替,然而,如果冒名顶替者自己能够考上,他又为什么不来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来工作呢?

那次考卷上全是写作题目,没有一个题目有现成的标准答案。不但有消息写作,还有通讯写作,不但有稿件写作,还有话题策划。这份考卷很有分量,出题人绝对是一个新闻高手。

那张考卷我是在网吧里完成的。夜半时分,我在网吧里写作,旁边是一大批玩游戏和看电影看电视剧的小青年,网管好奇地问我在干什么,当知道我在写作时,就友好地递给了我一根香烟。他说,他在网吧上班三年,我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在这里写作的人。

两天后,我就将考卷发过去了。

我参加报社招聘考试的事情不知道怎么被发行站长知道了,他有一天早晨在发行站对我大发雷霆,他说我不安心工作,不爱岗敬业,是发行队伍的害群之马。他那天早晨让别人代替我去给报刊亭送报,而专门把我留下来谈话。

退伍军人出身的发行站长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听说他以前在部队当过连长,训斥起手下的班排长和士兵们就像训斥贼娃子一样。回到地方上,他仍然保留着这种口无遮拦说一不二的革命本色,在他的面前,哪个发行员敢顶嘴,他就大声吆喝“拉出去关禁闭”。他还把自己当成了那个人人惧怕的连长。

站长讥讽我说:“你能行啊,做事情瞒着老子,你去参加报名考试,为什么不向老子报告?”

我老老实实地说:“我担心给你说了,你不同意。”

站长说:“老子当然不同意。都像你这样,我这个发行站长还怎么当?我不成光杆司令了?光杆司令怎么打仗?光杆司令的站长怎么搞发行?”

我说:“这是一次机会啊,我总得把握住啊。”

站长很不高兴,扬起手来要打我,我马上配合着做出一副怕得要命的样子,双手抱住头。在这种时候,只有示弱才会让站长高兴,他高兴了就会消了火,他一消火就忘记了自己刚才发火的事情。

站长果然不打我了,他抽出一根香烟扔给我,我双手接住,从桌子上拿起打火机,像个狗腿子一样擦亮了,双手捧给他。他抽了一口烟后,好像又很生气地说:“我看考不上了,你怎么回来。”

我谄媚地笑着说:“我怎么走出去,还怎么走回来啊。”

站长恶狠狠地说:“你还有脸回来见老子?”

我说:“你是我们的老大,我回来工作不见老大见谁?”

站长听得心花怒放,他踢了我一脚说:“滚出去,老子不想见你。”

我欢天喜地地出去了。

走在路上,我想,我填写招聘报名表的时候,现在的工作单位一栏,我就老老实实地填写了发行站的名字,可能有人看到后报告了站长。

站长是一个心无城府的人,在我后来做到这家报社的一定职位后,他见到我还是说老子长老子短,我觉得好笑,就故意说:“我才是老子。”他竟然一本正经地质问:“你骂谁?”我说:“那你一句一个老子是不是骂人?”他严肃地说:“老子说话从来不骂人,老子就不会骂人。”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村口的钉鞋佬消失了,另一个出入口的修车男子也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街巷十字那些经常聚在一起绣花的中年妇女,和小巷深处的那些放着树根茶几的店铺,城中村也听不到了闽南话了。城中村突然显得空空荡荡。

思想家一如既往地周游列国,像远古的孔子老子苏秦张仪,他想让那些工厂学校接受他重建信仰的观点,然而,他不出所料地碰壁失败。他说当初的傅里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是这样,马克思恩科斯也是这样,尼采荣格也是这样,每一个思想家都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他注定要走得很艰苦,他注定不被人们理解。但是,思想家是人类的火炬手,他高擎着火炬,照耀着人们前行的道路,当火炬燃烧殆尽后,思想家就要点燃自己。

“这是我们的宿命。”他很悲壮地说。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通知,这次淘汰率极高的招聘考试中,我被录取了。

一年后,我得知那些假烟商人们搬迁到了城乡结合部的几个密集的村庄里。他们至今还在那里加工生产假烟。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小白领工作的那家公司,小白领还是最底层的统计员,而那家公司并没有他口中的“屁股烘干机”。

三年后,我见到了思想家,他在街边摆地摊,面前的纸上写着两行字:“设计签名,十元四个。”

六年后,画家回到了这座城市,他还带回来了几百张西藏风情的油画,他在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

现在,我在电脑上写出这一行行文字,心中充满了万千感慨。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个人都渴望成功,而成功的人只有少数,尽管他们走过的道路殊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每一份工作都要做到最好,每一个机会都要紧紧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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