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始终是末流。《汉书·艺文志》对“诸子十家”进行了排列，小说家排在最后。又说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不可观的就是小说家。其余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而小说，“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心目中，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所谓国学实际上是为君主王侯服务的学术，而小说则是民间百姓的生活内容之一。一个是官方的、正统的，一个是民间的、非正统的。从语言上也形成泾渭分野：一个是书面文字，尤以古代文字为可信、可传承，这就衍生出文字学和考据的功夫；另一个则是口头语言，虽便于传播，但与学术无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救亡”成为时代第一大主题。然而怎么救亡？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均没有解决“救亡”问题。辛亥革命失败后，思想界的人们开始由“救亡”转向“启蒙”，但是启蒙运动开始只在精英分子中间发挥了作用，在民众中没有产生更大的效果。这原因就是启蒙者来自传统的学术领域，所使用的工具仍然是“经”、“史”，所说的话，仍是书面上的文言。章太炎与梁启超二人同在《时务报》上发表文章，章太炎的语言过于古雅，连高端学术圈内的人读起来都费劲，更别说去影响普通民众了；而梁启超“笔端常充满感情”的文论，则影响了一代有志青年。
鲁迅参与启蒙是为了创造出一个“第三样的时代”，重点是对民众的启蒙，为此他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民众容易接受的表达形式——小说。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说道：“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那么，小说究竟具有怎样的力量呢？
比如《三国演义》中把曹操描写成一个白脸的奸臣，这与正统史书《三国志》的记载不符，但是，老百姓看不懂或者不愿看《三国志》，于是千百年来，就认定了曹操是个奸臣。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要为曹操翻案，但没有人关心，依然是一想起曹操，眼前就会出现一个白多黑少的京剧脸谱。为什么呢？这可能就是小说的力量。
近代史上批判封建礼教的学者为数不少，但多数是对上层社会的批判，鲁迅的不同在于对大众的批判，他将他们称做“庸众”。历史走到今天，“庸众”不是无可指责，或者说，奴隶并不因为是奴隶而没有历史的责任。因此要改良。这正是鲁迅眼光独到之处。当然，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也非鲁迅一人，但大多是枯燥的说教，而鲁迅则采用了“庸众”们喜闻乐见的小说形式，也由此将数千年处于边缘的文学门类抬入了正统的殿堂，成为一门“显学”。这不能不说是鲁迅的一个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