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的身上，似乎潜藏着一股巨大的学习热情，他求知欲、创新欲极强，学一门爱一门，一头扎进去，孜孜不倦，务求有心得、有造诣，总能学有所成。
17岁的时候，梁启超即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名。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这位青年新贵，打破社会地位的悬殊，将其妹妹许配给梁启超，并携梁赴京会试。假设梁启超当时真中了进士的话，那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就可能没梁启超什么事了。
可恰恰就在此时，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知识广博，眼界开阔，尤其重视史学、今文经学和西学，当时的梁启超只能望其项背。梁启超不无谦虚地说过，“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尽舍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从学康有为四年后（1894年），师徒二人一同赴北京参加会试。在京期间，梁启超积极参与到康有为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参与创办《中外纪闻》。强学会成立后，又任强学会书记。后来，强学会因慈禧的干预被迫关闭，梁启超应黄遵宪、汪康年之邀，南下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的“暴得大名”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他撰写的一篇篇“笔锋常带感情”的檄文，在沉闷已久的思想界突然掀起一阵精神风暴。《时务报》发行量最高达万份，创造了中国自有报刊以来的最高记录，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争相传诵。
在创办《时务报》的过程中，梁氏最早阅读和接受了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写下了《变法通议》，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他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日本以“自变”而自强，印度以“不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只有变法才能图存，但“法”应如何变？梁启起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