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们实在太穷了，太需要利用外放赚钱养家糊口了。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中兴名臣曾国藩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赴任途中接到了母亲病逝的讣闻，竟然没钱回家奔丧。曾国藩当时42岁，历任朝廷各部侍郎，依然穷得丁当响。出京前，北京家里已经一个铜板都没有了，全靠友人资助勉强支撑。江西官员和各地朋友凑了一千两份儿钱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久旱逢甘霖，曾国藩赶紧拿出三百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又拿出二百多两送到省城还债，拿着剩下不到四百两银子回家给母亲操办丧事。
朝廷的在京官员高高在上，怎么会过这样的苦日子呢？难以置信。试举一个中级官员、七品的翰林院编修的收支情况。翰林院编修可是无数读书人梦想的岗位，一年的俸禄是45两俸禄再加几斤禄米。京城消费成本高，这样的收入根本就不能支持一个七品官体面的生活。明清两代俸禄奇低，有京官写曲抱怨说：“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41 一句“一只空锅等米淘”说出了多少京官的心酸，他们每月月底发愁房租，店铺里赊了许多账却又不得不经常应酬随份子，为此不知多少官员低头遮脸跑当铺。明清时期，许多京官外放外地的知府、藩臬甚至巡抚，第一件事情就是筹钱去当铺赎出家当。
京官的支出有多少呢？第一笔支出是生活消费，包括正常的吃穿住行。北京本地的官员还好，如果是外地来京为官的，怎么也得租个像样的房子住，怎么也得养一两个佣人。那每个月起码要二三两银子，大半的月薪就没有。这还不算吃饭、穿衣、坐轿的钱。
第二笔支出是家庭支出，父母需要供养、弟弟需要资助、老婆要买胭脂、儿子要上私塾，处处都得花钱。一个家族出一个在北京当官的人不容易啊，亲戚们都指望着他接济呢。如果再纳几房小妾，每个月剩余的那一小半收入不管怎么掰成两半儿花都是不够的。
第三笔支出是应酬支出。官场讲的就是人脉，不去衙门坐班没关系，不去应酬却是万万不能的。你不应哪部分人的约，你就被排除在哪个圈子之外了。随着人脉越来越广，应酬也越来越多。这些应酬可都是自掏腰包的。即使快成乞丐了，朋友、同僚有难或者邀请，再困难也不能落他人之后。
有人说，哪个当官的靠俸禄生活？他们有工资外收入，有灰色收入。但是工资外收入也好，灰色收入也好，是和你掌握的实权联系在一起的。中级官员的实权有限，而翰林院编修更没有一丁点实权，实际收入还比不上一些经手琐事、管手续后勤的胥吏呢。一方面是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是待遇低微、生活艰难。要平步青云，要熬出头，自古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说有外快，也就是业余兼职打工赚辛苦钱。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就做过晚清的翰林院编修。徐世昌家境普通，科举费用还是妻家资助的，好在他教过私塾，以翰林编修之尊“重操旧业”，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当家庭教师，补贴家用。老母和妻儿则长期留在河南老家，没钱接到北京来团聚。徐世昌就这样一个人在北京苦苦熬了10年。多数京官的情况和徐世昌相似，一些年纪大的连到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的工作机会都得不到。
京官普遍有的一项收入是“打秋风”。“法定”的打秋风收入在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过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有零散收入，都是下属衙门和地方官府“孝敬”的。如果运气好，交际面足够广，地方官员来京都会拉你去赴宴。大快朵颐之余，京官们少不了拿点土特产和红包。另外，商业发达的地区在京城里建有会馆，比如湖广会馆、绍兴会馆等等。会馆由商人修建并运转，却和商业关系不大。会馆主要目的是为本地举子和单身官员提供免费食宿，也任由囊中羞涩的京官来蹭吃蹭喝。穷京官可以解决部分应酬压力，讨得回乡的盘缠，想发财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