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圣母妓女情结”影响了中国的传统婚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男人的这种“圣母妓女情结”影响了五千年中国传统的婚姻生活史。
绝大多数人在情感需求方面都存在一种补偿心理，缺什么找什么（关于这点，我会在第三章进一步论述）。古代文人缺的是什么，一曰爱情，二曰风情。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模式讲求的是“明媒正娶”，即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的家长给儿女提亲首先考虑是不是门当户对，其次是怎么样传宗接代，至于爱不爱、情不情的反倒不太重要。
在这种包办婚姻的情形下，男女结婚无异于“圈养牲口”，两个素不相识全无感情的一对男女，甚至在此之前连面都从未见过，晕头转向地拜了天地，稀里糊涂地进了洞房，从此一张床拴住了两个陌生的男女，这样的婚姻只关乎门第无关乎爱，只关乎生育无关乎性，由此，“无爱之婚”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常见的婚姻状况和婚姻方式。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无非两个目的：一要生孩子，二要过日子。礼法上不还说吗，“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阃就是大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既然男主外，丈夫就老老实实把外面的工作做好，没必要把它带回家里，妻子就本本分分当好“内当家”，也无须拿到公众场合去说。一句话，家丑不可外扬。发展到后来，丈夫劳累了一天回来，不跟妻子诉苦成了“很男人”的表现，而妻子受了婆婆和姑嫂的夹板气也学会打落门牙往肚里吞。于是，夫妻俩除了见面说句“吃了吗？”“睡觉不？”也没啥好说的了，“哑巴夫妻”渐渐成了传统婚姻模式下夫妻关系的悲剧。
既然中国传统的婚姻只看门第，只重生育，所以夫妻之间有无感情以及性生活是否和谐就显得无关紧要了。甚至，在“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妻子的性冷淡就是“不淫”，丈夫的性无能就是“不色”，前者为淑女的标志，后者乃英雄的本色。这种不色的丈夫和不淫的妻子组成的家庭显然是符合“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理想婚姻模式的。虽说在古代才高八斗财大气粗的男人都有条件纳妾养婢，但妾和婢是什么？是家里的二等公民，和主人是典型的主仆关系，连地位都不平等。男人即使获得了一时的性满足，也免不了怅然若失。有时候，男人需要一个在地位上和他平起平坐，在心灵上和他平等对话的红颜知己，这显然是一天到晚在家里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的妻妾无法满足的。
既然缺什么就去找什么，任谁都有对爱的需求，情的渴望，更何况是一个风流倜傥、满腹经纶的才子？整天对着家里的“泥塑木雕”难免意兴阑珊，他们需要浪漫，更需要刺激。于是外面的花花世界，就成了我心狂野的文人骚客们流连忘返的绝佳去处。而偏偏生长在青楼里的诸多姊妹花又是那样的顾盼生姿光彩过人：她们不仅美貌如花天资聪慧，而且侠骨柔肠，更重要的是她们大都博览群书，出口成章，才华横溢，一专多能——一个小有名气的青楼名妓，往往身兼歌手、舞蹈家、琵琶和古筝演奏家、诗人、作家、心理医生等多重身份，最起码也是一个文学女青年。随便举个例子：宋代名臣赵忭，在成都为官之时，有一回出游，在街边看到一个头戴杏花的妓女，顿生好感，随口吟出了一句诗“髻上杏花真有幸”，谁料那美眉星眸一转，应声答道：“枝头梅子岂无媒！”惊讶得咱们这位赵大人差点儿从马上掉下来，这句诗对得确实妙啊！“杏花”对“梅子”，“有幸”对“无媒”，“杏”与“幸”同音，“媒”和“梅”同韵，真是对仗贴切意味深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妓女尚且如此，何况是许多美名远扬的大牌妓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