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大丈夫能屈能伸。能屈就是在客观形势对己不利的时候，能够守静待时；能伸则是在外在环境对己有利的时候，能够进取有为。能屈能伸，是人的一种美德，更是人之处世的一种方法原则。现实生活中，顺而能进易，逆而能屈难。逆而能屈易，屈伸随时难。《周易》特别强调知进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丧，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
16﹒1
关于“屈伸”，《系辞传》中有一段解释，其曰：
子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在这段话中，《易》的作者引用孔子的话，对于“屈”和“伸”从天道自然及人道有为等方面进行了颇有意思的说明。大意是说，太阳西沉，月亮就会从东方升起来；月亮西沉，太阳又会从东方升起来，太阳和月亮的交替推移就产生光明。寒冷的季节结束，暑热的季节就会到来；暑热的季节结束，寒冷的季节又会到来，寒暑二季的交替推移就形成年岁。往就是回归，来就是伸展，回归与伸展交互感应，利益就在其中产生。尺蠖这种毛虫，它回缩身体，是为了伸展前移；大蛇这种长虫，它冬眠潜伏，是为了保存自身。有文化的人精研义理，深究奥妙，是为了对社会产生效用；他的利于施用，安处其身，是为了崇高品质，广大事业。
由《易》作者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周易》所谓的屈伸，是往来，是动静，是往来、动静之间的推移和感应。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不例外。金景芳先生解释说：“‘精义入神’，便是人类的屈与静的功夫，当然这是更高级的屈与静。‘精义入神’是说人的修养达到最高的境界。人在进行这样修养的时候，可谓屈之至矣，然而它正是为了出而致用。唯其如此，然后始可以利其用而安其身，无论干什么事无不顺利成功……外边实事都解决了，则胸中所得益深，自然可以增崇其德。‘精义入神以至用’，是由静而动，由屈而伸。‘利用安身以崇德’是由动而静，由伸而屈。人人皆知伸之利，不知屈之所以利，故孔子在这里并言屈伸动静，而更强调屈与静的重要。”
可见，屈与伸，具体到人事，又是进德与致用的统一。照这样的理解，我们这本书，内编讲“德性基础”可算是讲屈，外编讲“处世方法”可算是讲伸。而屈是伸的基础，伸是屈的完成。没有屈伸，就没有往来变化，也就没有人的成长与完善。只有二者和谐统一，才能厚积薄发，立命安身。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屈是坤德（厚德载物）的具体表现；伸是乾德（自强不息）的自然流露。一屈一伸，一柔一刚，刚柔相磨，相反而相成。
就屈伸相感的层面说，一屈一伸也是“往来不穷之谓通”。“往来不穷”则造成变化，变化而通泰，则成就合理的、合目的的人生。因此，屈与伸也就是“唯变所适”，“顺天应人”。而在此“变”与“适”、“顺”与“应”的过程中，人们就可以进德存身，广大事业。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现实生活中，一谈到屈伸，似乎总给人一种“圆滑”的感觉。尤其是一说到屈，就好像是要在原则问题上妥协。应该说，这是一种曲解，至少是一种误解。常言说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什么是大丈夫？照孟子的说法，“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样的大丈夫，他的“屈”岂能是没有原则的妥协？反之，如果照《周易》的说法，把君子的屈伸理解为“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则大丈夫精神马上会体现出来。
因此，从处世的层面观之，屈与伸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精神的最好结合，是德性修养与经世致用的有机统一。
16﹒2
前面是从进德与致用统一的角度讲屈伸，我们还可以从时位统一的角度说屈伸。前引金景芳先生的话说，“人人皆知伸之利，不知屈之所以利”，这句话大有深意。只知伸之利，不知屈之利，可以说是只“知其一，莫知其他”。汉人刘向在《说苑》中论道：
贤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时，明乎成败之端，察乎治乱之纪，审乎人情，知所去就。故虽穷不处亡国之势，虽贫不受污君之禄。是以太公七十而不自达，孙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则？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于周而侯七百岁，孙叔敖一合于楚而封十世。大夫种存亡越而霸，勾践赐死于前；李斯积功于秦，而卒被五刑。尽忠忧君，危身安国，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绝，或以赐死而被刑，所慕所由异也。故箕子去国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过去君弟而更姓，皆见远识微，而仁能去富势，以避萌生之祸者也。（《说苑·杂言传》）
刘向这段引文的意思是说，德智双全的人，通晓世道盛衰的时运，明白事情成败的征兆，察知社会治乱的规律。他们辨别人情事理，知道该离开哪里和该到哪里去。因此，他们即使是在困窘的时候也不到将要覆亡的国家去求通达，即使是在贫寒的时候也不接受腐败昏庸之君的俸禄。刘向举例说，姜太公在七十岁之前一直没有显达，孙叔敖三次从相位上离开也不后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勉强自己去与和自己的理想追求不一致的人合作。然而，一旦他们找到了这样的合作者，便马上成就了一番丰功伟业，自己及子孙也都因此而永享荣华。大夫文仲使濒临灭亡的越国起死回生，却被勾践赐死；李斯为秦国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却惨遭刑戮。这四个人，尽忠忧君，危身安国，谋略都是差不多的。但有的因此而世代封侯，有的则因此而被刑戮，这是由于后者的理想与君主的追求不一致的缘故。而像箕子佯装疯傻而得以逃脱，范蠡离开越国而改换名字，智过离开君弟而更换姓氏，他们都因此而保全了自己。可以说是见远识微，知道如何趋吉避凶。
刘向所列举的这几个人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姜太公、孙叔敖为一种类型，他们的特点是能屈也能伸，如太公七十岁之前安于贫穷，孙叔敖三次放弃高官显位，就是“屈”。而太公之“安”，孙氏之“弃”，都是出于自己的明智选择，所以他们的“屈”又是“能屈”。正因为能屈，所以时机一旦成熟，他们便很快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使自己得以伸展。大夫文仲和李斯为一种类型，他们的特点是能伸不能屈，也就是只知尽忠忧君，而不知祸患就萌芽于其中。与他们不同，箕子、范蠡和智过为一种类型，他们的特点是能伸也能屈。条件许可时，可以成就一番大业，功成之后又能惕惧而退，保全自己的性命。
在这里，最有意思的是文仲和范蠡。二人同在越王勾践身边称臣，共同帮助勾践洗雪国耻，灭敌兴国。但由于一能屈，一不能屈，结果却截然相反，实在是值得注意。史载勾践灭掉老对手吴国之后，曾摆宴庆功。群臣欢呼雀跃，喜形于色，唯有勾践面色不欢。范蠡猜透了越王的心思，知道勾践不愿意把灭吴之功归于臣下，因此暗自作出了急流勇退的打算。范蠡向越王请求退休，越王却沉思半晌，提出愿与范将军共分越国，并强调，范将军若不遵命，就杀掉他。范蠡知道共分越国实属虚言，惨遭杀戮倒有可能。于是悄悄打点行装，带着家人，泛舟而去，最后在齐国做了大富豪。范蠡离开越国后，曾写信给老朋友文仲，告诉他勾践只可共患难，不可同欢乐，劝他早离是非之地。可惜的是，当文仲犹豫不决似有省悟之时，勾践赐死的宝剑已经送来了。勾践赐死的理由是，文仲教他讨伐吴国的计谋有七个，可只用到第三个就把吴国灭掉了，还有四个藏在文仲手里。勾践说：“请拿着那四个计谋到我去世的先王那里施展才华吧。”据载越王所赐之剑，也正是吴王夫差命功臣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属镂”剑。刘向感叹道：“今非得其时，又无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闵世之乱，忧主之危，以无赀之身，涉蔽塞之路，经乎谗人之前，造无量之主，犯不测之罪，伤其天性，岂不惑哉？”
就《周易》的时位观而言，文仲的悲剧，也可以说是没有处理好时与位的关系。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之时，文仲作为一个谋臣可以说是得时有位，因为勾践需要复仇，文仲怀有韬略。而当越王勾践灭吴称霸之后，文仲仍身居显位，就是有位无时了。因为文仲忠君忧国之心不改，勾践阴险毒辣之性已彰。结果必然是时位乖离，因位而招祸。相比之下，范蠡在勾践用人之际，能够因时得位，施展经邦治世之才；在勾践如愿以偿之后，又能因时而变，谋求经商致富之道，所以总能立于不败之地。由此看来，贤明之士的一屈一伸，实在也是唯变所适、调整时位关系的一种好办法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