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的天花板太低了，让人感觉压抑，压抑得有些窒息。它仿佛成了我们人生不幸的根源。“我厌倦了。”纳塔莉说。
“什么？”我问。我很想知道。她是不是指天花板，是否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我的人生。”她相当平静地回答。听她的语气，可不像一般青春期的孩子，即便后者痛恨生活，即便生活让他们感到压抑，因而需要不同的生活，他们的表达方式，也是另外的感觉。但纳塔莉的语气却过分平静，让人感觉她的经历，她的成熟度，远远超出她十五岁的年龄。
通常说来，似乎只有年纪更大的成年人，才会有这样的措辞和语气，而事实上，他们更可能缄口不言。
我吐出了一口气，把万宝路香烟的烟雾喷到空气中，一团模糊的烟雾在房间里逶迤移动，它似乎飘到了天花板上，还碰上了上面的蛀虫和灯泡。我们安静地坐在房间里，似乎都在倾听什么声音。
窗外很黑。由于我的位置同窗户的角度的关系，我无法看清自己的影像。在窗户上，我看到的只是厨房其它部分，这使我感到自己像个吸血鬼，没人能看见我的本来面目，而我伺机在房间里作恶。
“你为什么厌倦你的生活。”我问。其实我是知道答案的，答案一定是那个叫特伦斯·马克斯韦尔的男人。
“唉。”她的声音平静而飘忽，就像一首歌曲开端的哼唱。“特伦斯。”她叹着气说，双肩跟着沉下去。
我想，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去年，纳塔莉和特伦斯吹了——我借用主流社会流行的说法。此后我才知道他们完整的故事，真实的关系。我了解到，特伦斯四十一岁，以前是个半职业化的网球运动员，也是芬奇大夫的病人。我也慢慢知道他选择精神治疗的原因：他酗酒的妈妈突遭不幸，被烧死在安乐椅上，因为她喝醉了酒，酒瓶子倒在地上，她又随手扔下了点燃的香烟。噢，他们还是情人呢——特伦斯和他的妈妈。根据纳塔莉的说法，特伦斯永远无法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尽管他的网球技术很出色，却始终无法达到职业运动员的水准，而他的妈妈是唯一能够安慰他的人。
当芬奇大夫发现特伦斯是个百万富翁时，他想方设法把他们撮合到一起：一个是他不听话的女儿，一个是头脑简单，喜欢闲逛，就连冬天都经常穿着网球短裤的百万富翁。
特伦斯和纳塔莉从见面后的第一周，就成了卿卿我我的恋人。前者四十一岁，后者只有十三岁。之后不久，纳塔莉就搬进了特伦斯家里。
特伦斯成了纳塔莉的合法监护人。他们是父女关系，每个人都深信不疑，至少看起来，他们就像父亲和女儿。
除了芬奇大夫本人。只有他知道他们是恋人，他也很清楚，以十三岁这样的年纪，一个人是自由的。
不过，当特伦斯给纳塔莉留下了发青的眼圈，当十六岁的纳塔莉哭泣着跑回家的时候，人们开始提问各种问题，于是过去所有的疑团——纳塔莉的鼻青脸肿，她的酗酒，她和特伦斯无休止的争吵，特伦斯动辄给她的掌掴，以及对她使用的污言秽语——终于水落石出了。
在家人的压力下，纳塔莉终于提出了起诉。
纳塔莉和特伦斯对簿公堂。
特伦斯输了。
纳塔莉赢了。可是，她到底赢了什么呢？除了民事诉讼案的七万五千美元（而且直接落入了芬奇大夫的腰包），纳塔莉赢了什么呢？她从此不会再遭受虐待了，所以，她赢了自由，我想。
“我想念他，”她说。她用指尖儿从桌子边缘抠下一块块木皮，把它们弹到地板上，又用手把衣服上的碎屑拍打干净。“我知道，这样说很恶心，可是，我真的爱他。”
“我知道。”
“我非常想他，”她说，“有时候分外强烈。我想知道，现在他在做什么？”
我知道，她是在缅怀过去的生活，过去的生活包括：Bang & Olufson公司生产的高保真音响，1965年酿造的罗特希尔德葡萄酒，桔黄色的Saab牌汽车，价格昂贵的马丁牌吉他。而她却似乎全然忘记了，她曾经是特伦斯脏兮兮的小玩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