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和一个真正的大问题相比，这些好处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一来到学校，就要被那些正常的美国孩子所包围。他们有好几百人，在各个房间里聚集着，移动着，就像是芬奇大夫厨房里的蟑螂一样——当然，我对那些蟑螂已经不那么在意了。
我和这些孩子没有任何共同点。他们的妈妈会把蜡烛那么大的胡萝卜切成碎片，一口一口地吃下去，而我妈妈能把整只蜡烛咽到肚子里。还有，他们在十点钟准时上床睡觉，而我呢？凌晨三点钟以后，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我在芬奇大夫家里住的时间越长，越是能够体会到，这个学校多么浪费我的时间。对于那里的孩子们来说，它徒有虚名，它不过是个干涸的蓄水池，没有更宏大、更长远的规划或者想法。而且，纳塔莉也说过，即使她不得不去上公立学校而不是私立学校，她也不会上这种教会学校。
大夫一家人让我懂得，一个人可以拥有自己的规则。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任何成年人都无权按照他们的想法，替你安排一切。
所以，我每个月只会到那里上一天学，有时候一连两天都去。剩下的二十八天，我做属于我自己的事情。我通常做的事，就是写日记，看电影，或者阅读斯蒂芬·金的小说。我保持足够的警惕，不让自己连续旷课三十天，因为那样的话，到了年终，学校当局就会公布一份“核心鉴定”，我担心鉴定的结果，就是把我送进少年犯管教所。
我的技巧，就是经常到年级大教室应付课前点名，接着就抽身而退。我这样做，势必使学校的记录产生虚假和混乱。唉，谁让它漏洞百出，总是可以让我钻空子呢？另外，我没有任何朋友，也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更使我难以被人注意，成为众矢之的。
一天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回家了。我在大教室露面，顺利应付完点名之后，就从那所工厂里悄悄溜了出来。这是晴朗的一天，当时我口袋里有七美元。我一直想到电影院去，看看那里正在播映的德国影片，所以我向迪更森街道方向走去，我想从妈妈那里再要五块钱。
当我打开门的时候，我看到了弗恩和妈妈。弗恩的脸朝下，趴在妈妈的两条腿之间。
我妈妈四肢伸开，躺在沙发上，眼睛紧紧地闭着。弗恩的脑袋左右摆动，就像一条狗正舔一块肉骨头。她们两个都一丝不挂；我妈妈的蓝色睡衣搭在沙发的把手上，弗恩的罩衫和裙子堆放在地板上。
一开始，妈妈没有注意到我，不过弗恩睁开眼睛，把头转向门口方向，她的嘴仍放在妈妈身上。她一眼就看到了我。就在那短短的一刻，从她的目光里，我看到了一种真正的恐惧。
我感到恶心，我想呕吐，我震惊得无法自制。我转身离开。当我走出大门时，我听见弗恩在后面高声尖叫，就像是一种大型动物，喊叫声完全是从胸腔发出的。
我的妈妈也尖叫起来：“弗恩！弗恩！没事的！”
我走到外面的门廊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感到自己有些麻木和迟钝，我咧开嘴巴，似乎是哭，又似乎是笑。街道很安静，两边都是二层楼房，篱笆修建得齐齐整整，私人车道一尘不染，还有一只猫在嗷呜地大叫。所有的人都在关紧的门后做着一切事情。我回头看着那座黄色墙壁的房子，绿色的百叶窗，停在车道上的灰色小货车。你真是无法想象这一切！
好像紧紧过了几秒钟，我听见门打开了，我感到有双手放到我的肩上，使我转过身去。弗恩站在那里。她穿上了衣服，不过没有系上扣子。她的头发有些凌乱，她哭泣着，她的双颊汗涔涔的，她试图把我拉到怀里，拥抱我，亲吻我的脸颊，我的额头，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想挣脱，我不想让她的嘴碰我。
随后，她跑动起来，她穿过草坪，跑到她的汽车跟前。由于羞愧，她的头低垂下去，就像是在避雨一样。她把手提包紧紧压在胸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