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的思考不拘常格，引人深入探究当下的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变化，作者对于民族的拳拳之心和理性的穿透力跃然纸上。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
后夹道1
照着美国的玩法，玩好的极为鲜见，演砸的遍地都是
问：您说的话是不是离现实生活太远了？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理论值得这样大肆炫耀吗？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宪法原则到底怎么回事，您的这种空口白话的解释是很苍白的。我问一个问题，希望您诚实地回答。现在社会腐败问题您知道有多严重吗？为什么您说的那么好的民主的社会制度却有这么严重的腐败？
贺卫方老师讲过，“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议会政治、独立司法、舆论监督……
你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的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人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
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司马南：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我说话很绕圈子吗？
你的贺卫方老师的话很有趣，他完全可以说相声去。因为相声创作手法可以极度夸张，追求现场爆笑的效果而不必对事实负责任。
您没有兴趣了解共和国之父建国之初的政治设计意图，也没有耐心听我说的这些老词儿，但是给我们大家念贺卫方老师的文章却眉飞色舞不厌其烦。
从善意的角度来理解，包括贺卫方老师在内，人们性情都很急躁，都在追逐刚冒茬的歌星，寻找簇新一族的感觉，喜欢流行，爱好新说。但是，“杀光几千万贪官”，“不杀光几千万，不足以证明司法独立的说法”恐怕来意不善。
即使不善，我也当其善。
善意的性急的人，大概属于完美主义者。
于现实的中国，看到入眼的腐败，顿生悔意，不堪容忍，于是欣欣于“美国之音”对美国民主的描绘，于是向往西方民主，高诵美国民主之歌，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超凡脱俗。
既然如此，我门姑且就来务实地探讨一个问题——请问，在中国如果实行美国式的民主，中国的腐败是否就能解决呢？政治制度一切都按美国的来，我们的社会是否就会变得一片澄明呢？引入你们贺卫方老师津津乐道的议会政治、司法独立、舆论监督，中国的腐败就会消除吗？
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寻找一些横向的可以比较的例子是可以的。
必须告诉诸位，纵观世界，实行美国模式的国家，照着美国玩法，玩好的很鲜见，演砸的倒不少。
比方印度，比方菲律宾，比方乌克兰，腐败问题比之中国只有更严重——这是来自对中国不见得友好的，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数据和结论。
大家知道亚洲最腐败的国家是谁吗？
路透新加坡—香港政治经济风险评估顾问公司公布的调查显示，印度尼西亚被评为亚太16个主要投资目的地中最腐败的国家。政治经济风险评估顾问公司称，印度尼西亚腐败渗透各个层面，总统苏西洛的反腐败运动遇阻。该机构称，腐败者利用腐败来保护自己、阻挠变革，反腐败斗争面临被腐败侵蚀的威胁。在2010年亚太最腐败地区调查中，印度尼西亚得分907（总分10），远高于一年前的769。此项调查涵盖亚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2,174名企业中高层人士。
柬埔寨位列“腐败榜”第二，其后依次是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度、中国大陆、马来西亚、中国台湾、韩国、澳门、日本、美国、中国香港、澳大利亚。
新加坡则被评为该地区最廉洁的国家。
在实行西方民主制的一些非洲国家，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老家肯尼亚，腐败的情况也很严重。较早在亚洲按照美国模式来搞民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比如中国的台湾，大家比我更了解它们的情况。
没有必要再详细叙述关于它们腐败的事实和细节，我只想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国不走样地按照美式民主的模式搞了民主，却没有如愿以偿地解决腐败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假如中国也按照美国的方式实行了美国的政治模式，出现了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泰国、乌克兰、墨西哥、肯尼亚、中国台湾那样的民主乱象怎么办呢？
如果政治投机分子、腐败分子打着民主的旗号来保护自己构陷别人，他们用贿选的手段上台，甚至用“一颗子弹”在肚子上蹭一蹭，打出悲情牌，扭转选战败局，他们组织“红衫军”一类的非理性团体，煽动起民粹主义的狂潮，通过操控舆论来掌握蚕食选票——这样的民主与真正的民主背道而驰，大家说，中国是跟着热身凑数好，还是躲得远一点冷眼观察好呢？
打个比方说，河边上，一群人扎猛子往下跳，有人劈波斩浪畅游一番上岸拿奖傲视群雄风光得意，大多数人一猛子下水却撞破了脑袋落得半个残疾下场，我们要不要不问青红皂白跟着一堆人下水呢？
对嘛，那位红衣服的同学小声说话我听见了——应该“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种了起不的政治智慧。
话是邓小平说的。但邓小平版的摸石头过河并不是最早的版本，陈云在任期间，那是他的口头禅。在陈云之前，亦不知道多少先人讲过同样的话。作为经验论的模式和理论模式，摸石头过河，在中共党内实行民主政治改造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早就在认真地实行之。
“一切经过实践”，“解剖麻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基本是毛主席的原话，大家发现了吧，这些警句名言，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耳熟能详朗朗上口。
后夹道2
离开了目标的瞎摸瞎试，不属于“摸石头过河”的范畴
问：我们又没有在那些国家生活过，您说的内容我们只能将信将疑。不管行不行，试一试又能怎么样呢？按您的说法，“试一试”不也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的观点吗?
司马南：“试一试”，又是“试一试”！
摸石头过河，不等于瞎摸石头。摸石头是为了过河，过河是目标啊，离开了目标的瞎摸瞎试，不属于摸石头过河的范畴。
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离开过河目标的盲目“试一试”，社会代价太大了。
本人作为“北京市禁毒形象大使”，有机会在禁毒基地见到许多吸毒者，包括一些有名的吸毒者。他们无一例外都后悔当时不该“试一试”。就是“试一试”害了他们。一旦试上了瘾，再想戒掉，那就麻烦了。一朝吸毒，终生戒毒。
不用什么事情都自己亲自试，有人好心地替我们试过了。
北邻俄罗斯20年前就是听信了传言——美国的民主模式优于苏联专制模式，于是没有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没有一个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再行推开的过程，先掘了自己祖宗的坟再说，把列宁、斯大林、布尔什维克骂他一个狗血喷头，舆论大开放的同时，宣布共产党非法，变卖国家财产，一切按照美国人设计的模式搞民主政治新思维。
其结果怎么样？
剧烈的政治动荡、政治转型带来社会的巨大的灾难，政府瘫痪、贫富分化、腐败加剧、犯罪横行、黑社会肆虐，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降低，人民沦入苦难之中。而对俄罗斯民主化改革方案信誓旦旦做出承诺的美国政治家此时装聋作哑，除了给这次和平演变的功勋戈尔巴乔夫先生颁发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之外，其他的只拿好话糊弄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昔日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世界上的二流国家。美国政治家弹冠相庆，欢呼不战而胜，总结“上兵伐谋”，狂妄地宣布“历史终结”。
俄罗斯智库“民主电脑科技基金会”最新发表的报告称，俄罗斯的腐败现象泛滥失控，据估计，俄每年贿赂总额大约是政府预算的25倍。大家想不到的是，腐败情况最为严重的是教育机构，家长得花大价钱为子女买大学入学资格。其次是军队，与中国的青年走后门当兵正相反，俄罗斯的年轻人及其家庭经常通过花钱来逃避兵役。内政部顾问库里科夫说，据估算俄罗斯商人每年花费约330亿美元用来行贿政府官员，这意味着每个俄罗斯公民每年都要支付一个月的平均工资来行贿。一位知名的俄罗斯工业界人士指出，在俄罗斯，贿赂似乎已成为一种自动、自觉的行为。“腐败是日常生活中所谓的正常现象，我只是支付贿赂，根本不问为什么要支付贿赂。”
2008年9月23日，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提供的调查显示表明，莫斯科是俄罗斯腐败程度最严重的城市，小商业主经常会遇到勒索贿赂的事情。社会舆论基金会主席亚历山大·奥斯隆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企业家们碰到贪污受贿是常事。56%的企业家经常被迫行贿，66%的人则说没有碰到贪污受贿的事情。”调查显示，基本上有29%的俄罗斯人被迫行贿，在那些从未行贿过的人中，几乎也有一半的人（44%）准备向公职人员行贿。在俄罗斯腐败程度最严重的城市排名中莫斯科位居首位：42%的莫斯科人承认向公职人员行贿过。调查表明，俄罗斯腐败程度达到了近八年来最高水平。
一位俄罗斯的官员这样描述中国与俄罗斯在腐败方面的差别——两国的官员都腐败，中国的官员一边腐败，一边干正事；俄罗斯的官员，一边腐败一边喝伏特加。
当然，中国的腐败是人民痛恨和不能容忍的，问题是中国被一些人描绘得漆黑一团，是专制腐败的国家，而俄罗斯共产党曾经被宣布为非法，早就不执政了，国家实行了多党制，实行了休克死的市场经济，理应在国家治理、反腐败上，比中国更好一点才对，是不是啊？
有人不同意司马南的这个说法，他们坚持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之后爆发那样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乃至今天的恶劣腐败，罪过都应该记到斯大林头上，或列宁头上。殊不知，一个新鲜的事实是，事过20年之后，俄罗斯人对列宁、斯大林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作为给俄罗斯带来荣耀的历史巨人，他们重新被人们怀念和崇敬。
后夹道4
有人要连根带梢改变中华文明体系，这与民主何干？
问：现在，是否有人在拿一些国家民主转型不成功的例子来羞辱民主？但愿司马南老师不是这样的人。
不管您怎样说，民主是普世的，这一点诺贝尔奖金得主印度的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阿马蒂亚·森有文章专门论证民主的普世性，他说……（略）
司马南：如果我的论据论点有问题请烦劳您指出来。
现在我再讲一个论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话本身也需要证明，不能简单地拿来作为论据使用。别忘了，达赖喇嘛也是诺奖得主。
西方部分学者研究民主输出问题后，诞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对民主转型失败和不成熟民主的社会后果的研究。上世纪，一套《民主体制的崩溃》丛书出版了，《从选举到暴力》、《民主的黑暗面》等著作，与其属于同类性质的研究，也出版了。
我之见，此类研究好比是人体器官移植领域中的排异反应研究。
这类研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是以器官必须移植为前提的，旨在从外部干预和破坏原系统的运行。
对于非西方民主传统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民主这套游戏规则无疑是外来物，好比植入受体内的肝脏、肾脏，受体悲剧性的阻止和反抗是必然的。
现在医学上已经找到了一套办法，来使器官移植时原来肌体的免疫系统暂时处于休眠状态，俟手术完成后再依靠反排异类药物进行调解。社会领域中的制度移植要比人体器官移植复杂得多，迄今尚无有效的临床药物克服无时无刻不在的排异反应。
西方自定义的所谓民主体制在面对各种具有截然不同价值观的群体之间的冲突时，譬如民族冲突，譬如宗教冲突，颇觉无奈并无力，推行其民主的“主刀医生”（这种“刀子”往往是最先进最恐怖军事武器的大规模使用），往往低估这种激烈冲突式的排异反应。
“主刀医生”无非是搞了一项基于自私基因而生出的扩张创意，而器官被移来移去的国家和民族，却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社会冲突和灾难。
中国执政党反复强调的治国理念是三条：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改造中国是为了中国更好，而不能把中国搞得面目全非。大动干戈，直接来个器官移植外科整形恐怕不行。此时，也许传统中医的办法有用，无非固正扶本，滋阴壮阳，调和脾胃，培植正气，强调水到渠成，强调随其自然。
霸道地推行什么普世价值，就是不问适应征，不讲对症下药，不问受体差别，甚至连“配型”都不讲究搞全盘西化，如此，焉有不失败的道理？
更可恶的是，本来不需要基因改造，也不需要大规模地器官移植，本来我们就是一个自洽的系统自洽的文明，有人偏偏要连根带梢一块改变文明体系，这与中国人的民主何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