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1）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国、印度、阿拉伯乃至印加等诸多文明都创造了辉煌成就，这些成就很多迄今仍然于人类文明星河发出灿烂光芒。近代以来，西方开启工业文明，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将社会生产力持续推向前进，为人类社会作出巨大贡献。但是，与其他文明古国不同的是，西方主要国家为保持发展的先进与富足的生活，一刻都没有停止对后进国家的军事与文化侵略、经济与技术剥削、金融与规则欺诈，处心积虑防阻后进国家的超越尤其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如此令诸多后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经济迟滞和社会动荡的陷阱。

一

长期以来，西方大国孜孜不倦于“五个一工程”，即篡改一部历史，编织一套学说，培养一批人才，炮制一组政策，营建一个体系，最终打造出一个使自己保持先进、后进国家固守落后的陷阱。

踢开“致富的梯子”。西方主流学者将人类社会发展史庸俗为自然生物演化史，或将人类社会早期蒙昧史放大为整个人类史。长期以来，西方不断宣扬自己光彩照人的文明，而竭力隐藏自己的真实历史，例如国家公然充当海盗、贩卖毒品、大规模屠杀土著居民、发动一个又一个侵略战争、肆意侵犯他国知识产权、制造资产泡沫大耍金融骗局等等劣迹斑斑。一些西方大国甚至还不断在教科书中“创造”历史，编制一个个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然后以之当作“致富的梯子”兜售给发展中国家，这些诸如自由贸易、知识产权等“成功经验”，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早期或没有很好地用过，或根本就没有用过。而真正的“致富的梯子”（如保护关税、限制海运、抛弃知识产权等）却被它们故意踢开。[1]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按图索骥后陷入了政治混乱、社会混乱与经济混乱，甚至落下“失败国家”的恶名。

“狼吃羊”的自由经济神学。西方主流学者遵循“狼吃羊是合理的”的“丛林法则”，演绎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编造了一套核心为“强者奴役弱者是合理的”自由经济学说。长期以来，自由经济学各类相关“经济原理”（如“人都是自私的”）的成立、经济模型（如国家发展应立足自身“比较优势”）的建立要仰赖一系列假设，数不清的假设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厦的梁柱。但是，在实际运用中，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总是抛弃约束条件，偷梁换柱，直接将假说当作定理乃至真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始基就是将人看成理性而自私的“经济人”，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至多只是“真假”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世界的“善恶”与“美丑”自由主义经济学永远无法企及。人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道德人”、“政治人”。人的本质不是“理性”与“自私”，而是“群”与“社会关系”，因此需要一定的组织与协调治理，而且人类社会越发展，组织与协调治理越复杂，而不是放任自由。因此，由自由经济理论支撑的经济学是伪科学，是一种经济神学。

鼓吹与传播经济神学的“芝加哥男孩”。西方国家设立各种基金或奖学金，来坐地吸引或主动物色后进国家的学子，在“诱之以利”基础上“晓之以理”，为后进国家培养及输送一批又一批信奉经济自由主义且经过精心包装成光芒四射的“人才”，这当中最著名的要数智利的“芝加哥男孩”。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在发动政变后，启用了大约30个“芝加哥男孩”[2]，以经济自由主义来治理国家，结果引致国家经济灾难，人均收入增长不断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达到政变前的水平（1971年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在同时期拉美的国家治理上，只有另一个信奉经济自由主义国家——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而80年代后期的经济恢复增长还拜拉美“债务危机”发生后大规模实行国有化之赐。在商业上，有一种简单便捷的经营模式，叫做“代理”，经营者若能代理一个好品牌，很快就能财源滚滚，因此那些希望快速发家致富的人，往往会削尖脑袋为名牌产品做代理。一些西方大国通过设立形形色色的基金，如同在世界销售商品一般，积极在东道国培植或寻找代理人，以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如此，“鸡生蛋，蛋生鸡”，一批又一批的“芝加哥男孩”，在他们所“效忠”的国家，施展他们的“真才实学”，最后无一不是搞乱了思想，搞乱了经济，搞乱了社会。

致富的“金马甲”实质是发展的“紧箍咒”。经济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以佛陀一般无限怜悯之心给发展中国家亲手设计了一个脱离苦海的秘方，号称致富的“金马甲”。经济自由主义的僧侣们把“金马甲”鼓吹为通向富裕的唯一道路，全世界有且只有这一条道路。“金马甲”的主要内容包括：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实施“小政府”；削减公共支出，反对福利政策，实行低福利；实施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推动自由市场；政策目标放弃充分就业，寻求物价稳定；开放金融体系，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实行自由贸易，开放外资进入，开放资本市场，退休金私有化。“金马甲”横空出世后，很快就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标准治国方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发展中国家的自由经济精英所积极推动的经济政策。“金马甲”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被裁剪包装为不同的外衣，令智利、俄罗斯以及一些转型经济体“先休克再治疗”的医治方法，其核心药方就是“金马甲”的制作工艺，这些天真的倒霉蛋，不久便成了可怜的试验品，最终非但没有致富，反而亏了做买卖的本钱。

拒绝与接受都一样失败的国际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当今以科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行者，同时也是国际理论的制造者、思想的领导者、政策的鼓吹者，当然也是利益的最大获取者，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世界贸易组织（前身是关贸总协定）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果，长期以来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世界实施“经济专政”的工具，被一些国际学者冠名为“邪恶的三位一体”。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具角色更加突出，该组织原本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国际收支逆差国及时调整政策，以实现收支平衡进而维护汇率的稳定。但是，当美国国际收支出现持续且严重失衡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对美联储大起大落操纵美元汇率视而不见，反而积极推行美国财政部抛出的“华盛顿共识”，引导甚至直接施压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与国际化，为跨国资本特别是美国的金融资本扩张清除障碍。国际秩序是强者送给弱者的一种礼物，它以双重的约束出现在后者的面前：拒绝这种礼物是失败；接受这种礼物也是失败。弱者唯一可行的反应，是既不拒绝也不接受，或既是拒绝也是接受（国际著名政治学家沃勒斯坦语）。

当今世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也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但是归根到底是发达国家的。西方大国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出于国际竞争、遏制对手与促进本国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他们在近乎垄断国际语境的背景下，不断制造议题——维持与强化其强势国际话语权，例如政治民主、社会人权、经济自由、知识产权、新经济与金融创新等等，如今又有了气候变化及碳交易、可持续与均衡增长、网络连接自由等新议题。综览这些议题设计大致具有以下特征：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扬长避短设定议题，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为赢得第三世界，他们推出“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等以吸引发展中国家；苏联对手体制更加公平，于是西方就突出效率，民主政府议事效率低，于是就凸显市场效率；或立足自己的竞争优势，美国的经济实力、战略谋划比苏联强，于是提出耗资庞大的“星球大战”，搞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以图拖跨对手；后进大国经济增长强劲威慑自身地位，西方便抛出“气候变暖”、“拯救地球”议题，欲以碳减排从新兴大国釜底抽薪，……。西方大国制导一个又一个议题，如此，数十年间，一直令后进国家气喘吁吁，随西方大国的笛声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