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公路或者仰光，即便有增援的武器和部队也无法运送进来。3月8日，也就是仰光陷落的次日，爪哇投降，这使得又有一万三千名联军士兵被关进战俘营或被迫服苦役。日本广播已经宣布即将进攻印度。这天正好距离珍珠港事件三个月，是西方与东方关系史中最为屈辱的几个月。各种夸张的宣言和鼓舞人心的大标题模糊了美国公众对现实的认识，但对于战场上的士兵就并非如此了，他们正遭受轰炸，伤亡严重，节节败退。无论对他们的领袖、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事业（尽管对他们大多数来说算不上是他们的事业）来说，他们都已丧失了信心。士兵们为了捍卫家园可以奋战到底，但是在缅甸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了。应该在缅甸背水一战的只有缅甸人，而这些人现在的唯一希望就是交战各方赶快走开。派亚历山大去不过是个空洞的姿态而已。
史迪威对英国佬本来就充满敌意，现在这种情绪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他看到亚历山大个头不大，鼻子又大又尖，眼睛突出，留着禁卫军的胡子，眼神在史迪威看来有些居高临下的意思。亚历山大“让我在外面一直等到商震到来……他很吃惊是我——一个他妈的区区美国佬——在指挥中国军队。‘奇怪！’他打量我的神情就好像我是刚从石头缝里爬出来似的”。开始探讨指挥方式的时候，亚历山大“没有表情地盯着我”。史迪威不想被英国人这种冷冰冰的眼神吓着，于是也同样“不客气地瞪他一眼”。与此同时，他发电报给蒋介石，让他派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去曼德勒以南一百三十英里的彬马那（Pyinmana）以支援在东吁正遭受攻击的二零零师。还在等待答复的时候，他就行动起来了，命令林蔚开始调动部队。英国参谋部得知了这个行动后感到“满意，态度友好了”，而亚历山大更是“仿佛换了一个人，笑容可掬，开玩笑说我怎么把他的中国部队给拉走了”。关系缓和了，但是亚历山大的参谋长温特顿（T. J. W. Winterton）少将是个例外；此人傲慢无礼，史迪威管他叫“普拉什巴顿”（Plushbottom），这是穆恩·穆林斯（Moon Mullins）漫画里的角色。他给马歇尔发电报说合作问题已经安排妥当，而且“指挥问题应当不至影响作战”。史迪威认为潘兴坚持各国部队各自为政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同时还认为应当有统一指挥，而且他非常愿意（即便不是高兴）接受亚历山大的指挥。
战斗使得大家都开始配合起来了。杜聿明“不错。战术扎实。做好了战斗准备”。林蔚和商震都同意应该在东吁打一仗。史迪威“对中国人如此接纳我感到惊讶” ——不过后来看来这只是表面现象——并认为“唯一的麻烦来自上面”。
各种缺乏开始显现出来。电台很少，通讯条件很差，缺医少药，疟疾和黑水热已经出现，他的参谋班子不大能应对当前的局面，而日军正持续对一个又一个缅甸城镇狂轰滥炸。敌人平均每天出动二百六十架飞机，而联军只有四十五架，这包括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中队以及顽强的美国志愿团；美国志愿团尽管长期缺乏燃料、飞机、零件和飞行员，但是战绩非常出色。
眉苗气候凉爽宜人，可是庞大的英军参谋部却毫无计划，陷入混乱之中，对此史迪威的办法跟在华盛顿是一样的：“整个这群人应该坐下来，不说话呆两个钟头，好好想想。”可是他们无法有头绪地思考，因为自从仰光陷落后，他们就没有得到过有关他们目标的明确指令：是尽量坚守缅甸其余地方，还是慢慢撤退并同时完成对印度的防御。不过倒是有一个目标得到了高度重视，那就是通过钦邦山区达武山口（Tamu Pass）上长期废弃不用的公路修建一条逃往印度印帕尔（Imphal）的通道。每个人头脑中思考的是五月中旬雨季就要来临，此时小道会泥泞不堪，除非有公路可以逃出来，否则缅甸将成为一个陷阱。为了不至于妨碍道路施工，从霍乱肆虐的曼德勒难民营出来并涌向达武山口的印度人被军方限制在每天五百人。
弗兰克·梅里尔（Frank Merrill）少校原是日语教官，珍珠港事件后从菲律宾来到缅甸，负责与英军联络；他给史迪威介绍了目前为止缅甸战役的状况：“没有计划，没有侦察，没有安全保障，没有情报，没有俘虏”，与此相反的是日军通讯畅通，具有很高的进攻性和机动性。史迪威发现梅里尔是个不可多得的助手，后来他在缅甸起到了主导作用。他是个机敏又性情温和的战士，身材魁梧高大，眼睛近视，被太阳晒脱皮的鼻子上架着眼镜。他十八岁入伍，之后六次参加西点军校的考试，最后西点军校同意破格录取他，尽管他有散光。
另一位此时到眉苗前来效力的是戈登·西格拉夫（Gordon Seagrave）博士。他是个长期在缅甸的美国浸礼会教会外科医生，是个不墨守成规和不肯妥协的人物，说话直言不讳又兢兢业业，有点像史迪威那样言语刻薄、憎恶虚伪。他曾在掸邦建了一座医院，培养了一些缅甸籍护士，现在想让他的医疗队为东吁的中国第五军服务；他喜欢接受美军而非英军的领导。原以为史迪威会把他轰出去，因为史迪威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而且很可能对传教士和缅甸籍护士抱有偏见。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史迪威将军和他的医务官罗伯特·威廉斯上校接受了他的提议，甚至还就中国部队的补给问题询问了他的想法和建议。随着战争进程的加快，他与史迪威尽管交谈不多，但加深了相互了解和彼此的尊重。显然，西格拉夫很快发现，那些善于巴结的人从将军那里甚至“连‘早上好’也得不到”，而且他非常喜欢“人们跟他谈论正事，因为你话才说到一半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而且他作决定也极快”。
为了说服蒋介石调派更多的中国师，史迪威在3月17日飞回重庆，在商震的陪同下连续两天跟委员长硬磨。“他提出的每一点都遭到我反驳。坚持不懈地一遍又一遍……筋疲力尽。”商震与何应钦、白崇禧以及总参谋部的另外两位成员进行会晤后报告说，这四人都认为有必要进行战斗，并说要敦促委员长同意，这个结果让史迪威大为吃惊。不断的说服工作甚至让蒋夫人也动摇了；“事实上她让我坚持下去”。受到鼓舞的史迪威放下心来，认为中国人已经接受了他的地位，并说“这简直是奇迹。至少现在我知道，有些军官下狠心还是会表示同意的”。了解了这一点，自加尔各答之后他第一次睡了一晚安稳觉，因为之前他对委员长的军事想法越来越失望。在他五十九岁生日那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数月来第一次感到“并非大势已去”。在宣布他任命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表示信任“我的队伍”，也就是中国人，并告诉记者说：“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中美军队一起攻入东京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