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永远的未央歌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沉默了/台湾有什么好/夏天那么热/台风那么多/地震来的时候/躲也没处躲/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犹豫了/台湾有什么好/玉兰花的清香/蓬莱米的饭香/牛奶芭乐的果香/我要如何对你说/人们心里的温度/眼里的亮度/再大的风雨都不停下的脚步/我要如何对你说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激动了/台湾有什么好/人们的执着可以硬得像石头/梦想燃烧的像一团火/我又如何对你说/这都是台湾的宝/这个岛/是生养我的岛/有时是我的苦恼/却也是我的骄傲/这个岛/是生养我的岛/我在这里青春年少/也在这里白头到老/我要如何对你说/她的好/她的好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沉默了/台湾有什么好/空气那么潮/雨下那么多/大水来的时候/逃都没处逃/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犹豫了/台湾有什么好/百合花的芳香/地瓜叶的菜香/春天冻顶的茶香/我要如何对你说/人们心里的善良/眼里的光芒/再高的浪潮都不害怕的胆量/我要如何对你说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激动了/台湾有什么好/那些一代传过一代的梦想/愈煎熬愈不放弃的力量/我又如何对你说/这才是台湾的宝/这个岛/是生养我的岛/有时是我的苦恼/却也是我的骄傲/这个岛/是生养我的岛/我在这里青春年少/也在这里白头到老/我要如何对你说/她的好/她的好
——《我要如何对你说》词曲/苏来
（2006年《天下》杂志25周年“珍惜”演唱会）
把《我要如何对你说》的歌词摘录于此，至少表明了我的某种态度。
2006年10月，阳光满窗的下午。坐在台湾音乐人苏来的北京家中，聊到两个人让我掉泪：一是《月琴》、《散场电影》的词作者赖西安（即作家李潼），二是薛岳。二十年前赖西安来北京领儿童文学奖（由邓小平颁奖），临行前向苏来借行头。苏来把自己最好的大衣给他，还有一个刚从香港买来的当时价值六七千港币的皮包。从北京回到台北，赖西安喜悦汇报这套行头让他在北京很拉风，苏来当时就想把那个包送给他，却被赖西安坚拒。苏来仍是把皮包给他寄去，就这样，赖西安用了二十年。赖西安去世的纪念演出，苏来见到那个包摆在舞台显眼的位置，已经用得很破很旧——听到这里，我就流泪了。提到薛岳，苏来讲述他们相识相知的过程，讲述他给薛岳写过的5000字的文案。薛岳临终前打来电话，恳求苏来不要去看他，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让我泪湿眼眶的是，苏来沉默过后，轻声说了一句：“薛老岳，我到现在还在想他。”
我背诵苏来写给薛岳的诗：“你错过了我们的中年、晚年，生命的长河，不经意的转弯，以及静静流过的平野。”这让苏来非常惊讶。我对他说，父亲去世的时候，去掉了其中的“们”字，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把这段诗用作MSN空间的签名。
决定远离音乐的苏来仍在2006年写了一首新歌，就是扉页上的《我要如何对你说》。6月，《天下》杂志25周年纪念演唱会，面对台湾逐渐消沉的生命力，主办方请苏来写一首歌为台湾加油，“我又把吉他找出来，弹到手上重新长满硬茧，这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如果我没有到北京来，我写不出这样的歌词。”
苏来在演出开场白中说：“我六年没有写歌了。这六年来，对我个人来说改变很多，这片土地的改变更多。我由开始的会生气，会闷气，到现在的不吭气，我住在台湾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以为我没有歌声了。直到我提起笔来，才发现，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竟有那么深，那么深……”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沉默了，台湾有什么好？”歌词的第一句就是问号，由此展开长达六分钟的叙述。与苏来以往的作品不太一样，这首歌更接近摇滚曲风，乐手都是薛岳从前的乐手。结尾处，苏来加了一段七十年前的台语创作歌谣《农村曲》：“透早着出门天色渐渐光，渐渐光哎……”那些过往岁月的片段在歌声中浮隐浮现。我感受到了那份异样的心情，可是，我要如何对你说？
挥之不去的两个字：台湾。
我不是在谈别的，我在诉说一份很重要的情感，它越来越清晰，却也越来越不知所措。
因为写这本书，得以接触杨弦、胡德夫、苏来、李建复、陈升、陶晓清、赖声川，是我十年的采访经历中最深刻的记忆。因为工作的关系，曾经采访谭健常、小轩、费玉清、李宗盛、周华健、许环良，得到许多先前不了解的资讯。因为民歌，结识来自台湾的张钊维先生，我们成为生活中很好的朋友，那种精神层面的交流与互动，很温暖，也很难忘。
2006年9月，我在北京见到了杨弦。在我的采访名单里，本没有杨弦的名字，因为太无可能。没想到，同时见到杨弦与赖声川，还有久慕其名的丁乃竺。
与杨弦握手的时候，不觉陌生，他之前竟然看过我写他的文字。他的头发与年轻时一样有些乱，思考的时候习惯用手往后撸几下。从民歌聊起，更多的却是心灵方面的指引，杨弦与我想象中一样，不喧哗，眼神宁静。
我与杨弦换了三个地方聊天，最后一个地方是陪赖声川接受某杂志采访。就是这样巧合，那位记者的电脑中响起了《回旋曲》，杨弦第一反应是摸自己的手机，然后才想到不是手机铃声。我去打听那位记者的电脑中为什么会有《回旋曲》，原来却是杨弦的仰慕者，也是我的旧识，欣喜之。
开车送杨弦去别处，忍不住对他说：您现在坐的这个位置，胡德夫也曾经坐在这里。
2006年7月，胡德夫在北京举办小型演唱会。胡老师的第一句歌声刚起，我就泪流满面，止也止不住。还记得聊至天亮，北京的后海雾气笼罩。我开车送胡老师回宾馆收拾行李，告别的时候，感受着胡老师脸颊的温度，我们沉默地拥抱着。他站在酒店门口，像个孩子般灿烂的笑容，我也笑着，心里却感觉有些痛。
那份记忆，化作一篇《胡德夫：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我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后被野火乐集网站转载链接。
不能采访更多的人，无法掌握更多的资料，为这本书留下许多的遗憾。感谢钊维之前做的工作，让我可以有很清晰的脉络来完成，同时掌握了许多难以查询的背景资料。不得不提一句，“中国现代民歌、淡江——《夏潮》、校园歌曲”这三条主线的归纳，自张钊维始。1992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读硕士的张钊维历时四年写就《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1970年代台湾现代民歌发展史》，原本是一篇硕士论文，出版成书，1994年即入选台湾“时报年度好书榜”。此书2003年由滚石文化再版，更名为“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想要研究1970年代台湾文化、音乐的历史，这是一本必须参考的书目。我曾经问过钊维，为什么从他这里才开始为民歌归纳分类。沉默片刻，他说：“因为之前没有人去做。”
移居北京的钊维曾经在一封邮件中说：“一直感激你对于像我这样‘台客’的关心，寄这篇文章给你跟一些朋友，是希望你们能够领会，像我这样之所以要离乡背井的部分原因。”那篇文章，就是张典婉为台湾《远见》杂志撰写的《我们等待文化的春天与燕子》。
钊维那种“透过看似不相干的事物思考台湾当前的政治问题，乃至于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千疮百孔”（《异形分子》陈光兴），我非常尊敬与佩服，之余难免感叹自身难以到达。1992年，钊维意图“透过音乐的现象，去认识早我一代的那一段1970年代的历史”，我要做的，仿佛与此类似，但相较钊维的严谨与见地，自认远远不够。
十多年前的我，远远地受着台湾文化的影响走上写字这条路。不见得比情字这条路更容易走，每篇文字完成，或每段感情结束，始终耿耿的是自己的不够好。
这本书写了三年，搁置一年。在第一稿完成时，是2004年10月，台湾音乐人梁弘志病逝。我的痛惜多了一层无法亲历采访的遗憾，必然有一些历史，随着梁弘志的远走而销声匿迹。
还有在2005年6月辞世的父亲，在我工作一整夜因而未能按计划去医院陪伴的第二天下午，握着他的手，眼见他痛苦地弥留，我终于崩溃至失声痛哭。亲人的眼泪不能沾在去者的衣襟，父亲走得却很踏实，他的最后一句话是：都是好孩子。这是我半生永远的痛，为我未能换取他的痛。父亲从小对我的放任与爱，以及15岁那年教我的不后悔，使我面临选择时学会思考，使我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可以喜欢自己的人。希望他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依然爱我，为此，我很努力地生活着。
功力有限，此书在写作技巧上乏善可陈。欢喜莫名地答应写这本书的时候，颇有些不知深浅。如今完成，其中经历的种种煎熬不必提起，却无法如先前希望的那样长吁一口气，是的，我就是受不了自己的不够好。
写作，是一个享受、忍受寂寞的过程，我还需要分出更多的时间给寂寞，才配享受它。
唱仁爱和平的美丽岛，此处的美丽岛，不是罗大佑的美丽岛，而是李双泽、胡德夫、杨祖君的美丽岛，是民歌运动至如今仍未实现的美丽岛。
唯希望有人能因此爱上过去的某段音乐，或喜欢上某个人，或知道一段不曾经历的历史，哪怕仅仅说一句“原来如此”也好。
只要有校园，只要有音乐，只要有热爱音乐的人，民歌就永远不会真正停止，因此我称之为“未央歌”，同时借用滚石出版的金韵奖纪念唱片中附赠书册的名字——“永远的未央歌”。
有一位朋友说：音乐对时间有奢求。看一本书，或一段电影，都可以跳过某段而没有损失，而音乐，必须完整地听下来，否则不算听过，亦不知道好不好。
音乐对时间的奢求，如人对生命的奢求，无法跳过某一段，只有全部经过才知道到底好不好。
感谢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及陶晓清女士的支持，感谢野火乐集的熊儒贤女士，感谢杨弦先生、李建复先生与苏来大哥的鼓励与肯定。
感谢《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一书的作者张钊维先生。
感谢新星出版社伸出援手，感谢一峰，还有于少、艾莉、咣咣、闹闹、晴朗、科尔沁夫以及未提到名字的朋友，谢谢你们陪我走过这一段。
感谢你能在茫茫书海中发现这本书，并慷慨地愿意把它带回家。
感谢音乐。感谢民歌。
公路
2007年6月完稿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