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D一般表现为如下症状：创伤体验通过梦境或幻觉反复闪回；造成心理重创的体验记忆彻底丧失，对于外界兴趣锐减，无法和周围人群建立亲密的接触关系；易陷入失眠、不安、惊恐，注意力下降，情绪焦躁等。可以认为，《海边的卡夫卡》能被视为具有“疗愈”功效的小说，说明在该作品的阅读过程中确能产生出某种疗治效果。
对PTSD症状具有显著疗效的一个最新疗法，是令患者在脑中浮现出创伤体验的同时用目光追视治疗师的手指，随着眼球的左右移动，患者关于创伤体验的意象便能在瞬间消失，以此逐渐恢复自我的同一性。在我看来，《海边的卡夫卡》便发挥了与此疗法相近似的效应。
精神分析专家斋藤环曾经指出，1990年后的村上春树小说反复表现的一个特殊主题，是“创伤与解离”。“解离”是指“人的心理失去了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性”，“将感受到重负的心理局部整体切割下来推挤到一旁的反应”。“解离”的症状之一是“解离性健忘症”，也就是所说的记忆丧失，患者会部分或全部忘记自己的人生体验。
在“处刑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充当了田村浩一和佐伯的处刑执行人角色的中田，失去了“日本正在打一场大战争时候”的全部记忆。在所有出场人物中，中田是唯一从“日本正在打一场大战争时候”生存过来的老者。从年纪上讲，他本应该承担起将日本的战中和战后联结起来的职责，可是小说内部的情节设定却彻底剥夺了他的相关记忆。
由于中田患有“解离性健忘症”，所以他的言行体现得极其纯真无邪。但更重要的，其实是小说中对导致中田患上“解离性健忘症”的女教师冈持节子的相关设定。在1944年11月7日的一次野外活动中，冈持老师对中田少年的殴打是致使他失去意识和记忆的直接原因。战败后在美国占领期间，美军曾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这一情节构成了偶数章中田故事的叙述框架，并且这段叙述是以典型的精神分析方式展开的。
1946年接受占领军命令负责调查该事件的是一名精神医学专家，冈持老师在写给他的信中承认自己的暴力行为给中田少年带来了决定性的精神重创，并且将丈夫死于菲律宾战场视为对自己加害中田少年的报应。这意味着，她将自己丈夫在战场上阵亡的事实，是作为施加给自己的刑罚来接受的。
当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在一个极短的瞬间触及日本曾发动的“大战争”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并通过“1944年11月7日”、“在菲律宾战死”等词语来表述时，一个日本社会中极为重要的历史认识问题便浮现出来了。
“1944年11月7日”这一天，菲律宾战役中一个无可挽回的决策被制定出来。只要阅读过日本战后文学代表作家大冈升平的《莱特战记》（中央公论社，1971年）的读者，对此一定会有相应的历史认识。为了避免本土决战，大元帅昭和天皇裕仁统领下的最高统帅机构大本营，作出了实施莱特决战的计划，并且置此战将使“众多将士无谓丧命”的反对意见于不顾，最终断然作出决策，这一天正是“1944年11月7日”。只要是对这个历史事实有所认识的读者，完全有理由对小说的故事设定提出异议。因为，冈持老师的丈夫横死战场的原因，在于大本营对战局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其罪责本应该完全归咎于昭和天皇裕仁，而绝非冈持老师的个人罪过。
事实上，《海边的卡夫卡》的绝大多数读者或许并没有读过大冈升平的《莱特战记》，这同大冈升平的作品在当今图书市场被边缘化的境况不无相关。当《莱特战记》最初发行时，我还是一名高中生。可是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共同拥有一个相通的认识：如果不去阅读这部“战记”，就意味着无法获得对日本发动“大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无法对大日本帝国这个国家形态的常备军队的历史责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莱特战记》这部纪实文学，采用了对“大战争”的每一个细微局部最大限度展开详尽调查，同时明示出记述者对战争责任之深层追究的方法。这种方法提供了令读者去深入思索国家发动战争的暴力性本质，从人类视角对暴力问题进行根本性追问的一个契机。
《莱特战记》发行的前一年，发生了三岛由纪夫为呼吁自卫队暴动的剖腹事件①，而发行后的第二年，发生了“联合赤军”制造的“浅间山庄事件”②。《莱特战记》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事件进行深层思考的思想支柱。大日本帝国常备军队不负责任的体制及其同天皇制的关系、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等一系列问题，正是日本战后社会最为根源性的历史认识问题与思想课题。
如此想来，冈持老师信中所言在小说中起到的作用便十分清楚了。殴打了中田的罪恶感使冈持老师将全部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然而，把丈夫在菲律宾战场阵亡视为对自己罪过之惩处的这封信，从结果上，等于对“大战争”末期导致众多将士甚至更多的非战斗人员“无谓丧命”的最高责任者——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予以了免责。
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不仅限于菲律宾战役，还有大量足以唤起大日本帝国的常备军队发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之相关记忆的历史性事件，被安插在小说之中。诉诸大众共有的社会性集体记忆，在片刻间唤起读者记忆之后，随即将其作为无可奈何之举予以宽许，甚至最终将记忆本身消解一空，这是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文本策略的一个基本结构。正是这一文本策略，使读者感受到了所谓“疗愈”效应。而且这种战争记忆的消解功效不仅适用于过去的战争，对于同时代“反恐战争”的记忆，同样发挥着消解作用。
田村浩一对卡夫卡少年施加的“杀死父亲，同母亲同姐姐交合”的俄狄浦斯式诅咒，最终由卡夫卡少年和中田二人分身式承担和实践。中田分担的是杀害琼尼·沃克，即杀害田村浩一的直接性暴力弑父，卡夫卡少年分担的则是“同母亲同姐姐交合”的近亲相奸式的禁忌触犯。
不容忽视的是，俄狄浦斯神话中原本不曾出现的“同姐姐交合”的近亲相奸触犯，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不仅通过“强奸”来处理和定位，而且同近代民族国家发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记忆联系在一起。
对于卡夫卡少年而言，姐姐式的人物共有两个。其中之一，是甲村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大岛，另一个便是前文提到的樱花。卡夫卡少年同他想象的自己的拟似母亲佐伯发生性关系之后，警方针对田村浩一被害的事件展开调查，大岛将卡夫卡少年隐藏在森林小屋中。在森林小屋里阅读关于拿破仑远征莫斯科的一本读物时，卡夫卡少年对大岛展开了性幻想，并且在梦境中与樱花发生性行为。尽管樱花对他说“你是在强暴我”，但卡夫卡少年还是强行实施了性行为，直至射出“精液”。这时，卡夫卡少年脑海中浮现出了其记忆中原本不曾存在的“杀死父亲”的记忆，“强奸”与“弑父”记忆被结合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