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少去点战区了。我妈妈那些伊丽莎白·戴维的书可以引导我去做些别的。该去围在桌前庆祝了，去闻，去尝，喝酒，饱餐，而且现在有人可以和我一起这样做：我的妻子。
我在一个朋友位于小威尼斯区的家里认识了一个女孩，那是在2003年底，当时我刚搬到伦敦住。我们吃饭时挨着坐，后来有人在音响里放几首经典歌曲时，我跟她欢快地跳了一会儿。她叫帕妮拉，我念了两三次才把她的名字念对。等我念对时，我吃惊地意识到叫这名字的那个女孩最能让我感到开心，我们就在新年时去了罗马。
差不多还有一刻钟就到12月31日午夜，我感到身体左侧一阵刺痛。
我们当时在康多提大道上一间气氛浪漫的餐厅，点了菜单上的七道菜后，才上到第二道或者第三道。我感到尴尬，就是在很不合适的时候却马上要浑身难受时的尴尬感觉。我们头一次重要而浪漫的相伴出游，就要让我给煞了风景。
“你知道，我不想这样说，可是我的身体一侧疼得要命。”我跟帕妮拉说。
我吸了几口气，呷了口葡萄酒，疼痛完全消失了。
还有5分钟就到午夜时，帕妮拉看着我说：“怪了，可是这会儿我的身体左侧疼。”她吸了几口气，呷了口葡萄酒，可还是感到疼。刚过午夜那刻，当59
那间餐馆里的每个人在和共餐的人握手和亲吻后坐下来吃第四道菜时，我们走了。我拖着帕妮拉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我看得出，我们路过的每个人都以为她醉得厉害。的士打不到，我陪她走过冰冷的台伯河上的一座桥回到酒店。她病得很厉害，三天换了三间医院，后来我们坐救护车冲去了机场。我特别喜欢意大利，可是我们在罗马见识的那几间医院，还不如阿富汗的医院。你有没有去医院还要自带厕纸？我们没有通知那里的医生我们要走，他们度完圣徒节假期回来，肯定会发现已人去室空。
就那样，帕妮拉开始了我们后来所称的她的特殊减肥计划。先是一只肾衰竭，那是在罗马疼得不可思议的原因所在。几个星期后，他们从我身边把她推走，送去伦敦西区的一间医院住院，我在医院的咖啡室里坐了3个钟头，略微（也是没必要地）感到恐慌。然后还有别的几处小地方要切除。化验过，看到过扫描仪上出现的难看形状，然后还有对她身上每个新的地方再来一轮手术。然而，她仍然比任何人都更能让我感到开心。我第一次告诉她我爱她是在2月份，当时我坐在巴格达的一个寒冷刺骨的冬日公园里，通过卫星电话对她那样说。一年后，我又回到了巴格达，一天下午我在旅馆房间里坐着时，一颗弹头在阳台上弹来弹去。 最后，一颗形状扭曲、还带着热劲儿的弹头掉在白色瓷砖上，挨着那张白色的塑料野餐桌，我有时会坐在那张餐桌前呼吸一点巴格达所谓的新鲜空气。我推测那只是一两英里外的一把步枪随意打了一梭子，子弹划出弧线划过巴格达的天空，也许是庆祝一场婚礼而向天开枪，并非针对我。可是在我看来，那粒弹头像是个无声的信号，说明伊拉克已经不再是我的久留之地。两天后我走了，我已经决定，回去就向帕妮拉求婚。
从巴格达回来的几天后，在2005年2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领她出去吃午餐，就在我们第一次约会时去过的那间餐馆。然后在一如既往的寒意中走上樱草山的山顶。半路遇到了我的一个朋友，我跟这位朋友简短地说了两句话，然后很快就拉着帕妮拉走了，为了一个坚定的目的而继续爬山。到了山顶，我搂着她向她求婚。
“你不用着急，考虑一下吧。”我说。她说没关系，她当场就可以拿定主意。
我们去了最近的一间小酒馆，在角落喝了几杯香槟，还不是完全相信我们刚刚所做的。我们得告诉谁一下。我们就走了10分钟路，到了我妈妈当时住的那间老人院，没有事先打招呼就来看望她。
“妈，我们要结婚了。”“噢，好啊。”我们跟她说了后，她说。她从扶手椅上站起来吻了吻帕妮拉。
“我们第一个就来跟你说，妈。”我说。
“是啊。”她说，似乎觉得我们只能这样做。
“另外，你看，我把我奶奶的订婚戒指给了她。”我指着帕妮拉手上那件亮闪闪的古董说，是我奶奶戴过的。
“那应该是我的，你知道。”我妈妈说。
“妈……”我盯着她说。
我妈妈努了一点力，才总算又把话说得体。
“你戴着挺漂亮，帕妮拉。我希望有几个孙子、孙女，拜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