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辛辛苦苦翻拣了上百个箱子，里面有亚麻料桌布、沾有咖啡渍的杯子、木制蛋杯、中东的垫子、枕头套，还有我觉得最珍贵的那些用旧了的厨房器具。我挑出一个土豆捣碎器、几把大个儿的分菜勺、两把刮铲和两把萨巴蒂埃牌厨房刀，这两把刀磨了四十年，刀刃略微呈波浪状；一个酷彩牌椭圆形蓝色炖菜盘；赤陶盘子；一个暗绿色深底盖碗；一打锅形褐色小瓷罐。我的厨房抽屉里和架子上能放多少她的厨房遗物，我就拿多少。这些东西使用过，而不仅仅是给看过或者放到哪儿过。我还记得妈妈用过它们，也一次次地因此而获益。它们为我介绍了上千种快乐之源：巧克力慕斯蛋糕、烤鸡、牛排。出售家庭旧货时，这些东西卖不出去，可是在我眼里，全都是无价之宝。
我们根本不急于全部整理好，而是一阵一阵地整理。我想尽可能拖长这个过程，这个重新发现我妈妈的物品的过程，也是重新发现我妈妈的过程，跟我姐姐一起，她的回忆比我的更清晰、范围更广。她一直喜欢听家庭里的故事，我以前则是避之不及，对那个似乎除了悲伤什么都没有的过去心怀敌意。我们整理那一堆堆东西时，她的回忆不断给唤起。“她买这个，是要送给你当结婚礼物。”我们久久看着一整套带绿边、金边的韦奇伍德餐具时，简说。这套餐具准确说来不算难看，但也不甚符合我的品味。简又解释说我妈妈买这套餐具时，我还是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出头。从她购买到我真的结婚，要经过快二十年。
我们开始分遗物后过了几个月，最后我们坐在地板上收拾到了最后一批。家传的镶钻石、珍珠的发卡乱七八糟地放在一个棕褐色珠宝盒里；有些照片上，是一九六几年时的一个漂亮女人在为她当摄影师的丈夫--我的爸爸--摆姿势；我送给她，现在又要拿走的CD。剩下来要分的只是她的书本，我们每人留了几本美术书、小说、诗集和历史书。我们把其他的放在一旁，准备送去慈善商店。我姐姐拿了园艺书，我对花花草草没有多大兴趣。
“那我可以拿菜谱书吗？”我问我姐姐。
“当然，不过我可以留着《法国乡间烹调》吗？”她说，“这是伊丽莎白·戴维的第一本书。”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的妈妈最珍贵的书。 我姐姐把那些园艺书推到房间里她那一边时，我从米色地毯上那堆菜谱书中，捡起了《地中海食谱》。几个星期后，我意识到我姐姐把《法国乡间烹调》弄错了，《地中海食谱》才是伊丽莎白·戴维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50年，在战后实行配给制时。我妈妈的那本已经破损并变成了黄色，是1965年的再版本。它被称为是一本“企鹅版手册”，它也的确是一本手册，对于不怎么会烹调的一代妇女而言，这是本革命性的指导书，在朱莉娅·蔡尔德之前几年，杰米·奥利弗之前几十年。这是本快乐的书，快乐来自一个经过六年战争、邪恶、死亡和物资短缺之后仍然脚步蹒跚的大陆。这本书似乎对当时的女性说，战争结束了，现在该一起坐在餐桌前庆祝，去闻，去尝，去大吃大喝。
我翻阅了一下，挑了本《罗伯特·卡里尔菜谱》。现在还会有谁提起罗伯特·卡里尔呢？可是在我们家，他曾经就像家里的一个隐身成员。我妈妈小心把胶带剪成四方形的一段段，让这本书不致散架。几滴褐色的什么东西--是浇小排骨酱汁的早期版本吗？--洒在第336页和337页上，后一页上，印着我们以前很喜欢的小排骨菜谱。我已经忘了小排骨的事。
凯蒂·斯图尔特是我们家里另外一个快乐的人。我拿起快要散架的那本《泰晤士报菜谱》--我妈妈只是称它为“凯蒂·斯图尔特”--我记得就是这本书，为我提供了16岁时第一次做菜时选的菜谱，给女孩子做菜，希望她们会跟我上床。“菊苣配火腿浇芝士酱汁”，57至59页。做得不好，也没奏效。
那堆书中，有本漂亮的1909年版《比顿太太家庭烹调》和样子靠得住的两卷本《好居家烹调百科》。还有几本伊丽莎白·戴维的书，也就是近几年我妈妈恳求我读的书，她跟我说了一遍又一遍如果我想学习做饭，可以通过看伊丽莎白·戴维的书学会。她在世时，我对她的建议一直听不进去。我扫过一眼那几本书--大部分都没插图，一页又一页都是字，看上去像是一位老太太的菜谱，很花时间的教科书，而不是好读的烹调书。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平易近人的杰米·奥利弗的亲切感、照片、细致的指导，和纽约的三星级厨师做出来的巧妙之极的垂直叠放的菜式。“我跟你爸爸结婚时，连吐司都不会做。”我妈妈跟我说过，“伊丽莎白·戴维教会了我一切。”这些书指引她，让她心怀爱意和激动地学会了做吐司以外更多知识：《法国乡间烹调》、《意大利食谱》、《英国厨房里的香辛料、盐和芳香料》、《一个煎蛋，一杯葡萄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