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公爵听到这点后—天皇亲自告诉他的，天皇感到“震惊与严重关切”—他秘密地会见了陆相东条和海相及川古志郎，他们一致同意迫使倔强的外相采取行动。他们草拟了对协定草案的回答，表示愿意接受草案的主要条件，并指示松冈立即发出，不得延误。[1]
松冈向德国大使奥特将军保证—奥特曾表示担心与华盛顿的谈判将会否定三国协约—如果美国参战，日本肯定也参战。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怀疑松冈。他对墨索里尼说，松冈是个天主教徒，但也向异教的上帝献祭。“可以得出结论，他是既有美国圣经传教士的虚伪，又有亚洲日本人的狡猾。”
5月12日，野村把这份文件送到了赫尔在纽约租的房子。赫尔阅后，大失所望。它“并没有为签订协定提供什么基础，除非我们愿意牺牲某些最基本的原则，但我们不能这样做”。不管如何，这总算是一个正式的提案，所以，赫尔决定“就以日本的提案为基础，设法说服日本人在这里作点修改，那里删去一点，再在别处补充些东西，使双方能取得一致意见，双方都怀着善意签字”。
这个问题本来已经因语言困难、各不相让、态度僵硬和混乱而十分伤脑筋，加上美国截收到的日本的密电就变得更为严重。外交电报本应是破译不了的，但它却被美国专家们破译了。日本政府发给驻各国外交官的密电不断地被截收和破译。这项工作是在“魔术战役”的代号掩护下进行的。因此，赫尔通常在开会前就能知道野村的想法［1］。不过由于许多破译的密电被认为不值得引起赫尔注意—这是由一位海军军官主观决定的—以及由于翻译电报的人不精通困难的公文化的日本外交语言，赫尔有时看到的材料是不准确的。
此外，这位以前是田纳西州的法官，对日本人的永远挂在脸上的“冰冷的”微笑感到讨厌，他总是讥讽或嘲笑日本人的点头哈腰和讲话时的“吸气音”。因此赫尔的首席顾问霍恩贝克博士就很容易使他相信，日本人是不可靠的，如果与日本达成任何妥协，都将是背叛美国的民主原则。
和他的上司一样，霍恩贝克也是道德观很强的人。他少年时代在中国度过，生来就对日本没有好感。他纯粹从道德的立场去看日本的扩张。霍恩贝克在国务院的同事皮尔庞特?莫法特称霍恩贝克把日本看成“一个太阳，周围有它的卫星—德国和意大利—在旋转”。霍恩贝克自1938年秋以来，一直主张经济战争，主张“制订外交上的战争计划”。他为人顽强而敏感，认为日本是一群傲慢的军国主义者统治的“掠夺成性的”国家，由于全世界的胆小怕事，鼓励了这些军国主义者到处侵略。他一直认为，只有用一系列的报复手段，才能制止这些军国主义者，如果需要，还可用经济制裁的手段。即使会引起战争，这个计划也必须付诸实施；屈从于军国主义的要求最终也同样会引起战争。他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是外交界最有才华的人之一—他很固执己见。他独断专横，可以轻易地推翻比较客观的下属的意见，如国务院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谦虚的约瑟夫?巴兰坦的意见。
在这些难熬的日子里，赫尔和野村常常在沃德曼公园饭店会面，力图消除分歧，不过进展甚微。他们的部分障碍来自东京。因为，在东京，松冈不论公开或私下都在发表挑衅性的言论。5月14日，他对格鲁大使说，希特勒不向美国宣战一举表现了他的“巨大耐心和慷慨”，美国攻击德国的潜艇迟早会导致日美开战。美国应该做出“有丈夫气概、正派和合情合理的事，光明正大地向德国宣战，而不是在中立的幌子下进行战争活动”。格鲁尽管同情日本，但也受不了这样的侮辱。他逐点驳斥了松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