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两位外交家又在赫尔房内会晤。赫尔开始慢条斯理拐弯抹角地说：“我的政府所关心的一个首要的先决问题是，日本政府应该事先做出明确保证，它愿意，并且能够执行一个关于……解决与和解有关的各种问题的计划；放弃其目前用武力实行军事征服的政策……并接纳本政府宣布并执行的体现国与国之间一切关系的正确基础的原则。”他把一张开列这四条原则的纸递给野村：
1．尊重所有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
2．支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
3．支持平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4．不变更太平洋地区的现状、除非用和平手段改变这一现状。
此时，野村想知道他早先的乐观是否有理由，他问赫尔是否“在相当完全的程度上同意协定草案中所含的提议”。赫尔回答说，有些建议可以马上同意，其他则需要修改或删掉。“……不过，如果（你的）政府真心诚意地改变其方针，”他继续说道，“我认为并没有充分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不能就所有重大问题找到相互都十分满意的解决办法。”这番话使野村感到放心。尽管赫尔指出，他们的谈话“决不意味着已达到可以谈判的阶段，只不过纯粹是初步和非正式地探讨一下可以采取什么行动为日后谈判铺平道路。”但野村仍然感到乐观。
野村把赫尔的建议和反对意见转告了两位非官方外交官，他自己的意见也大部分写进了修改后的协定草案中。这份文件用密码发回东京，还附上野村的意见，强烈建议做出有利的反应。他补充道，赫尔“总的来说不反对”协定草案（这点，赫尔说过很多次）并愿意以此作为谈判基础（赫尔并没有这种打算）。
这次却是野村犯外交错误了—与赫尔的错误一样严重。他没有把赫尔国务卿的四条基本原则报告东京。如果报了，这个情况肯定会使近卫首相对协定草案的热情多少要淡下来。结果是，首相受到事态发展的很大鼓舞，他召开了军政首脑的紧急联席会议。大家—包括军方—都感到兴奋，商定立刻在原则上接受美国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那就是协定草案的内容［1］。
松冈的副手表示反对。他们应该等几天，待外相从莫斯科回来后再作计较。近卫不愿意与好惹麻烦的松冈发生冲突，默默地同意了。4月21日，他听说松冈终于回到离日俄战争时期的战场不远的大连，便用电话通知他立即回国，考虑华盛顿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松冈以为，这是他在莫斯科与美国驻苏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会谈的结果，得意洋洋地对他的秘书说，他不久就要前往美国去完成他实现世界和平的计划了。
第二天下午，松冈的座机在立川空军基地着陆，他一步出座机，欢迎人群的欢呼声使他感到周身温暖。尽管近卫首相害着严重的痔疮，不得不坐在充气橡皮圈上，却也到机场迎接。近卫提出与松冈同乘一辆汽车到首相官邸，其他内阁大臣都在那里等候，他会在途中把与美国谈判的情况告诉他。松冈说，他想到皇宫护城河外边的广场稍事停留，向天皇致敬。近卫认为，这是装腔作势，他讨厌在深深鞠躬时被新闻记者拍下照片，但他又不能让松冈一人鞠躬致敬而自己站在一边，否则，人家就会指责他对天皇不敬。
由于松冈坚持要去，近卫自尊心又很强，不愿一起前往，他们只好分乘两辆车离开机场［1］。在前往皇宫的途中，外务次官告诉松冈，和平解决的建议不是他起草的，而是两个外行外交家的产物。松冈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那天晚上，故意很晚才出席在首相官邸召开的讨论协定草案的会议。他不但回避近卫，甚至避而不谈会议讨论的问题，开口一个希特勒先生，闭口一个斯大林先生，好像他们是他的挚友。开始，他还是气鼓鼓的，后来，越吹越有劲。他谈起他如何对斯坦哈特说罗斯福“是个赌棍”，还对斯坦哈特说，美国以提供援助的办法不让中国战争和战争结束。“我对斯坦哈特讲，爱好和平的美国总统应该同爱好和平的日本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