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都可用一个词来表达：“沙哟那拉”。“沙哟”的意思是“这样”，“那拉”的意思是“就”，合起来的意思是“就这样吧”［1］。日本人对一切事情每时每刻都说“沙哟那拉”，因为他们觉得每时每刻都是一场梦。人生就是“沙哟那拉”。帝国可兴可衰，最伟大的英雄和哲人也免不了化为尘土，行星来而复去，但“变化”却是永远不变的，包括“变化”本身。
这种对死的坚强认识，使他们不但有力量泰然地应付灾难，而且使他们强烈地理解每个时刻都可能是最后的时刻。这并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冷静的决心，不因任何事情泄气、失望或沾沾自喜，而是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人们最钦佩的鱼是鲤鱼。它勇敢地逆流而上，跃越最陡峭的瀑布，但是，一旦被捕捉住放在菜板上却一动不动，安静地迎接死神。就这样吧，“沙哟那拉”。
美国消息灵通人士不大了解或根本不了解“因果之轮”或决心殉国的青年叛乱分子发挥的力量，他们错误地以为，日本占领满洲，蹂躏中国，是由一些像希特勒那样的想称霸世界的军部首脑阴谋策划的。
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中，形而上学的直觉和动物的本能的冲动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哲学被兽化，兽性又哲学化。叛军所犯下的暗杀和其他血腥行为，是受理想主义驱使，为东方人拯救东方，而远征中国的士兵却在南京屠杀了几十万计的东方人。
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中，先验与经验—菊花与军刀—之间是不存在缓冲地带的。他们信教，但却没有西方概念中的上帝，即没有独一无二的“神”。他们真诚，却没有罪恶的概念；有同情心，却没有多少人性；有家族，但没有社会；他们有一个能带来保障却取消个性的严格的家族制度。总之，他们经常受互相对立的力量驱使，自认为是经常试图同时向不同方向走的伟大而有干劲的民族。
在东西方之间，还有不胜枚举的不必要的使关系恶化加剧的细小差别。譬如说，某一西方人问：“这条路不通往东京，是吗？”日本人会回[1]“沙哟那拉”一词在日语中是“再见”。—译注
答“是的”，他的意思是说，“你说得对，这条路是不通往东京”。有时候，日本人仅仅是为了表示同意，或者为了避免尴尬，也会同意西方人的意见，或者宁愿答错而不愿承认自己无知。这样就产生了误解。
对大多数西方人说来，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们使用工具的方法全是错的：他们在铁砧上打铁时是蹲着的。他们使用锯子或刨子时是拉而不是推的；盖房子先盖屋顶。开锁时钥匙向左拧：方向错误。日本人做一切事情都是与别人相反的，话倒着说，书报倒着念，文章倒着写［1］。人家坐椅子，他坐在地板上；鱼虾是生吃的。讲完一段个人的悲遇后，他会放声大笑；穿着崭新的衣服掉进泥塘，爬起来还面带笑容；有话不明说而是说反话；讨论问题时，拐弯抹角；在家里以过分的礼节款待你，在火车上却粗暴地又推又搡；杀了人还要向仆人道歉说把他屋子弄乱了。
西方人不理解的是，日本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表面下，实际上却仍然是东洋人。日本由封建主义变成帝国主义的速度之快，使它的只想学西方方法而不想学西方价值观的领导人，来不及或者无意去发展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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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苏联之间继续互相敌视，其原因主要是为了争夺土地而不是文化方面的隔阂。1938年夏，两国军队为了争占满洲和苏联边界上的一座小荒山而大动干戈。红军陆空军狠狠揍了日本人，因此不到两星期，日本就同意停战。约十个月后，在比较接近北京的满蒙边界的诺门坎附近，又发生另一场争吵。几个星期的工夫，这场争吵发展成全面战争，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坦克战。苏联人再次击败了日本人，日本伤亡五万余人。这次失败的战争预演，不仅在日本的武器和战术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并且驱使它进一步走向与德意订立同盟，因为它感到苏联、英国、中国和美国随时可能联合起来反对日本［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