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运动却遭到各国粹主义者组织的抵制。这种组织最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北一辉。北一辉既是个国粹主义者，又是一个炽烈的革命者，他把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到一起。他那论改革的册子《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不但受到激进派的推崇，连天皇的崇拜者也如获至宝。北一辉的言论吸引了所有渴望改革的人。北一辉写道：“日本正在仿效西方国家的毁灭性榜样。那些拥有金融、政治、军事权力的人们在皇权的庇护下，都在维护自身的不正义权益……。
“没有我们的保护和领导，印度和中国的七亿兄弟绝不能取得独立。
“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不外乎是各封建国家经过一个时代的内战后取得统一的记录。唯一可能的国际和平就是经过这个时代的国际战争后取得的封建式和平。这种和平将由于出现一个可以统治世界各国的最强大[1]（日本封建时期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实行割据，类似诸侯，在明治天皇以前，多少世纪以来，天皇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充当将军的傀儡而已。—译注）国家而实现。”
他号召大家去“清除天皇与国民之间的障碍”，就是说，取消内阁和国会。只有一家之长才能有选举权，任何人都不得积聚超过一百万日元的财产（约合当时五十万美元）。重要的工业应收归国有，建立专制独裁制度，女人的活动只能限制在家庭圈子内，以“发扬日本古老的花道和茶道”。
千百万易受影响的、富于理想的年轻人，对政界、财界的腐败以及家中的贫困，本来已深恶痛绝，无怪乎他们一下子就给迷住了。他们能够与这些罪恶势力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使东方从西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使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
在西方，这样的年轻人本来能够加入工会或当政治鼓动家以找出路。但是，在日本，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出身于小地主或小商人家庭的青年，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陆军或海军里当军官。一旦入伍，他们从士兵的口中更深刻地了解到贫困的情况。这些士兵，每当收到家信，都会失声痛哭—由于儿子远离，全家正处于饥饿边缘。青年军官认为责任在他们的上级、政治家以及宫廷官员。他们加入秘密组织，其中有些秘密组织号召采取直接行动和暗杀（如“天剑党”），有的则主张对外实行领土扩张，对内则实行改革（如“樱花会”）。
1928年，这种骚动已到了白热化程度，但是靠了两位在军方范围内活动的非凡人物才把酝酿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一位是石原莞尔中佐，另一位是坂垣征四郎大佐。前者有才华、脑子快、浮夸、主意多；后者沉着冷静，善于思考，又富有组织才能。两人搭配在一起是最完美不过的。只要石原想得到，坂垣便做得到。两人都是关东军参谋军官。这支军队于1905年，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被派到面积比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三州的总和还大的荒凉的满洲。
这两个军官认为，要解决日本的贫困只能在中国的满洲找出路，可以把荒无人烟的满洲变为文明的、繁荣昌盛的地区，既可减少国内的失业，还能给人口过多的本土找到出路—在本土，三分之二以上的农场占地不到二又四分之一英亩。满洲还能为日本保持其工业国地位提供它极端需要的有保证的原料来源和成品市场。但是，石原和坂垣认为，除非日本完全控制满洲，否则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的满洲还在中国军阀张作霖大帅的统治下，但统治很松散，日本那时也只有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的权力，并从事采矿、农业和商业活动。
几百年来，为争夺中国北部这一大块土地，斗争从未间断。中国曾占领了满洲和朝鲜，苏联人则占领了从白令海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沿海地带即滨海边疆区。许多世纪以来，日本闭关锁国，直到1853年以前，从未参与争夺这块土地。那一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斯?佩里率舰驶入江户（东京）湾，用火炮迫使还处在中古时代状态的日本接受现代生活。日本人选择接受了这一强迫。他们不辞劳苦地抄袭大规模生产的最新技术，甚至增加了创新的做法，例如，纺织女工穿旱冰鞋以便多操作一些纱锭。他们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并开始模仿欧洲的武力外交，派出讨伐性的远征军。不到几十年，日本便控制了朝鲜的大部分地区，并于1894年为了朝鲜同中国打一仗。日本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还获得台湾、满洲南端和辽东半岛及其两个重要军港旅顺和大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