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练室位于大楼的地下室。房间里氛围为之一变，但同样充满魔力。这是一间舒适的房间，装饰着艺术家的签名照。我一张一张仔细地打量着它们。照片总是含有某种令人心碎的东西——永远被抓住的瞬间，荣耀的、微笑的，亦或仅仅是某种情绪——似乎想向你揭露某个秘密。画中人看着你的方式，就好像他们还活着，并且知道自己被关在照片细腻的漆层背后。这里面有克拉拉·哈斯基尔克拉拉·哈斯基尔(1895-1960)：罗马尼亚备受尊敬的“钢琴圣女”。、斯蒂芬·霍夫曼和塞尔日·拉赫马尼诺夫的肖像。
室外是严冬的夜晚，但这儿是一个避风港，一颗属于我的世界的小玻璃球。在这里，我找回了自己的定位。我立即投入钢琴的弹奏，全身心地沉浸到乐谱中去，被它抓住。这一刻就如同魔法施展的瞬间一样，总是令人感到难以言喻的快乐。我弹奏的是肖邦的《降C小调2号奏鸣曲》，对所有人来说它的第三乐章——《葬礼进行曲》更为耳熟能详。这个地方对于表达什么是由肖邦所作、由我来诠释的死亡的神秘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只有死亡才能使灵魂抓住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在这神秘里，生命，正是生命，找回了紧迫感。与此同时，奏鸣曲使逝者的思想张开了翅膀。那天晚上，在演奏的同时，我再清楚不过地明白了在何种程度上，音乐的真实——甚至是生命的真实——不是模拟幸福，而是启发式地将生活的悲剧层层揭开。欢乐、幸福都只是与生活和痛苦妥协的结果，这是死亡奏出的不和谐音符。
我的状态不错，呼吸与奏鸣曲的行进很协调，注意力绝对集中。当我从键盘上抬起头时，已经是凌晨三点——终于到睡觉的时间了。按照约定，我打电话给旅馆，让他们给我派辆出租车，旅馆向我保证出租车将在十五分钟以后到达。是合上琴盖的时间了——最后看了一眼排练室，一声叹息；是关上灯并把钥匙放进门口大厅的大盒子里的时间了，我关上了那扇有点像秘密夜总会的沉重的门。疲惫，几乎是同时，一种极度的疲惫和冰雨一下子砸在我的肩膀上。一小股恶意的寒风灌进我的脖子。街上空空荡荡的。我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很肮脏，似乎都模糊在灰色的、有浮雕感的画面里了，路灯暗黄的光晕让一切更为阴森。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出租车始终没有来。
我甚至不能躲回施坦威大楼：我把自己关在外面了。半个小时过去了，我颤抖着，冻僵了。显而易见，旅馆没有找到车，或是根本没有传信。突然，我看见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怪人向我走来。他高高的个子，显然有五十多岁了，滑雪衫敞开着，里面是一件印着蓝色章纹的T恤，腿上是一条蒂罗尔风格的灯笼裤。他穿着一双巨大的方头皮鞋，在他有些年岁的帽子下——是哪个年代的呢？——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照亮了黑暗。他与丹尼斯的酷似令我窒息。他们是如此酷肖，所以我并没有感到害怕。我惊呆了，更加令我震惊的是，陌生人迈着肯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向我走来。那是一种去赴约，并且知道自己一定能够找到约会之人的步伐。他的步伐中没有泄露出哪怕一丁点儿含糊、一丁点儿危险。
同样自然而然地，陌生人在我的身边停了下来，就如同我们两个，我和他，在等同一班公车似的。他开门见山地用英语对我说，他喜爱我的肖邦，他刚才在大楼里听见了我的演奏——事后，我思忖他是怎么认出我来的，他是怎么知道这个冻僵了的、哆哆嗦嗦的女人，这个用鞋跟敲打着冰冷路面上的黑色沥青的女人就是一小时前弹奏钢琴的那个。
很久以后，有了时间的间隔，我终于意识到那一刻的超现实性——我和那个打扮得滑稽又难看的男人聊着音乐。他像丹尼斯一样热爱音乐，喜欢比较这个录音版本和那个录音版本的优劣，并且像丹尼斯一样珍爱爵士乐，在爵士乐里又特别喜爱蓝调——黑人和新奥尔良的音符，有力且庄重，有一种永远带着忧郁色彩的欢乐，带着缓缓流淌的密西西比河永恒的烙印。
出租车还是没有来。他同样主动地建议我到几米远的车站找一辆，并陪我走到那儿。我大胆地接受了，即便还有别的选择——回到大楼里打电话——我也仍然会接受他的建议。我们上路了，陌生人静静地走在我的身边，步子大而灵活，就像夜晚丹尼斯、阿拉瓦和我，我们三人一起在塔拉哈西塔拉哈西：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府。的丛林里散步时那样。
终于走到车站，我很自然地钻进了一辆出租车，丝毫没有担心在柏林的夜雨下，他独自一人将要做些什么。他弯下腰，透过打开的车窗向我伸出手。他的手干燥而有力。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只问了一句：“您明天还来吗？天黑的时候来吧。夜晚是我的时间。”
出租车开动了。
尽管我在柏林待了三天，但再也没有见到他。同样地，以后也没有任何人能说出这个陌生人到底是谁，是擅自占据大楼的无业游民、游荡的边缘人、幽灵，还是间谍。没有人遇见过他，此外——门卫肯定——不可能有人潜进施坦威大楼或是在那儿过夜，又或者是在外面听见我的钢琴声——排练室在地下室，隔音效果绝佳。
在描述那个陌生人的时候，我看见对话者的眼睛里闪烁着同样的困惑：当我在对外表的描述中列举了帽子、灯笼裤、鞋子的时候，这种困惑变得愈发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