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呢？谁又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事情呢？就算是你搞清楚了，又有谁会搭理你？反正他们已经死了，再也做不了坏事了。” 那天晚上，我往第九大道走去，过了两条街，来到了位于圣保罗教堂地下室的匿名戒酒协会。我在离开老婆孩子和纽约市警察局，一个人跑回城市厮混的时候，养成了到圣保罗教堂的习惯。我总是静静地坐一会儿，为我无法忘记，或是希望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点一根蜡烛；再把厚厚的一沓钞票塞进捐款箱。我捐的总是现金，十分之一的收入，匿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捐了多少钱，因为我也没有记录我到底赚了多少。现在想想，这又有什么差别呢？难道我还希望圣保罗教堂的牧师请我参加感谢晚宴吗？
我常参加的匿名戒酒协会现在正在聚会，就在我点蜡烛，投捐款的教堂地下室一楼。我喜欢这种巧合，但过了很久才能不去想其中讽刺的意味。十八年来，我意识清醒，每一天咬紧牙关，竟然坚持了这么久，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绝不碰酒的时间比我干警察的时间还长，几乎跟我喝酒的历史一样。
早先时候，我每天都参加聚会。接下来，两三天来一次；后来，是两三个星期一次；如今已经很久没来了。这种里聚会的人慢慢离开并不奇怪；相反，这是正常的现象，尽管有些人戒酒二三十年，还是天天来这里。有的时候，我挺羡慕他们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只是在逃避自己的生活。戒酒计划应该是通往正常生活的桥梁。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戒酒计划是通向另外一个聚会的隧道。
我的辅导员已经死了两年了。他死之前，我去戒酒聚会比较频繁。一个杀手拿了钱，把他当成是我，冲进一家中国餐馆，不由分说就把他杀了。杀他的人现在也死了，跟这件事情有点关系的人，也全都死了。我还活着，更重要的是，我还清醒。
人们很清楚：如果你的辅导员死了、又开始酗酒了，或是把你老婆拐跑了，你接下来该做些什么。首先，你得去继续参加聚会，然后，再替自己找一个辅导员。这是多年来形成的经验，我没什么意见；抗拒酒精诱惑超过十年的人，都很相信这套。但在我心中，没有人能取代吉姆?费伯。刚开始，对我来说他是力量的堡垒，总能给我各种建议；后来，我们俩更像是朋友，我也不觉得他是什么辅导员。每个星期天，我们都会找一家中国餐馆共进晚餐，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我确定就是他，让我维持清醒、觉得清醒很舒服，或许这是我们这种关系的核心吧。但我总觉得不止于此，好像还有些别的。总之，我始终不想找个人填补他留下的空间。
这些年来，我也断断续续辅导过不少人。一年前，我辅导了两个，一个戒酒一年，另一个刚刚从戒酒中心出来。不管是哪个，都不像是能和我长久交往的样子；幸好，辅导讲究的是实际，双方只要能通过这种关系强化不碰酒的意识也就行了。因为我是辅导员，所以我出席聚会更加频繁，无论做什么事都更加积极。可是，其中一个——新来的那个——还是又开始酗酒，然后就不见了；另外一个搬到加州去了。从此之后，我就再没辅导过任何人。
我当然可以积极地找人来辅导，是吧？不过，我却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神秘主义者说，徒弟有了之后，师傅自然会出现。我想，这道理反过来，应该也说得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