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巴拿斯火车站，在肆虐的苍白灯光下，我们没能吻别。他只是在上车前用鬓角贴住我的脸颊，和我们第一次约会时的情景一样。接着他便转身离开，不让我看到他孤儿一般叫人疼惜的面庞。我走出车站，心里泪水决堤，却满脑子都是理智的话语，这两个部分各行其是，就像是分属于不同的主人。
没有一个行人注意到我。我默然前行，昨天还令我魂牵梦绕的癫狂欲望现在已不知去向，世人的冷漠让我厌倦。我打了一个寒战，莫名感到一种被抛弃的凄冷；我们没有听从心灵想要一起生活的渴求，为此我诅咒我们的无能——我是那么软弱，只能将自己的爱情放逐；而高文又何尝比我更坚强，或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他也会意识到自己的退缩。但我太了解自己了，我向来都无法摆脱先入为主的偏见，而这都拜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所赐。正是因为这些严格的条条框框完美地压制着我的个性，我才不能够接受文化素养和我相差如此巨大的他，不能容忍他动不动就发誓赌咒的做法，还有他对杂色夹克衫的偏好，以及他穿着袜子再套穿皮带凉鞋的着装风格。此外，头一天我们在博物馆参观时，他用几句见识粗鄙的评语外加几声讥讽的冷笑，就把抽象画派当场处决了；而鉴于他所钟爱的那几名歌手，从莉娜?凯蒂到迪诺?罗希再到骑士莫里斯，正好都是我心头之恶，我便还以颜色，寥寥几语就将他们一一枪毙了。我不会喜欢他站着就开始掰面包或者预先把盘子里的肉统统切好的习惯，也不能忍受他词汇的贫乏，因为这会让人对他头脑的素质产生怀疑。总之，要解决的困扰将会数量庞大。而反过来，他又会接受吗?他向来都对文化抱有一份散漫的怀疑，并且打心底里不太重视文化的培养，刻意地将其归结为“故作清高”。关于政治，他更是嗤之以鼻：难道那些可怜人不是被花言巧语哄上船的?难道那些“政治骗子”不是一个个都说得天花乱坠，把我们所有人，“不管是谁”，都骗得团团转?没人能改变他的看法，在高文眼中，政界人物都是腐败的无赖以及巧舌如簧的混蛋，大概只有共产党除外——他的选票一直以来都投给他们，这与其说是出于信仰，不如说是出于职业习惯。在渔船上，水手们生活在公社体制之下，他们根据每次鱼汛的收成情况，按人头平均分配所得。
在他那里，最受器重的品质包括能力、正直和勇气；健康的体魄是劳动的保障，而显出疲态往往被看做是近乎于懒惰的坏毛病。人们总是根据实际收益来衡量工作的好坏，而从不考虑所需投入的精力和有可能花费的时间。
而在我们这些与前卫艺术眉来眼去的巴黎人的圈子里（我的父亲就是某本现代艺术杂志的编辑），若谈起正直，多少都显得有些可笑，尽管这仍是公认的美德。至于那些一事无成或是游手好闲之徒，只要他们有点思想又懂得如何穿衣打扮，便总能得到我们的无限宽容。我们对上流社会的酒徒们总是心怀某种怜悯之情，而对乡间酒鬼却一向鄙视。若向家人炫耀自己的“渔船水手”朋友，想必整个晚上都会气氛活跃。我的父母很欣赏和水手有关的物什：水手们唱的歌儿，他们在船上编织的那种装饰有黄铜船锚的皮质腰带，或是只有去避暑的游客们才会戴的那种大大的布列塔尼贝雷帽，以及那些用红色或海蓝色布料经过巧妙浸染而制成的特色服装——这可要比普通渔民的服装好看多了。他们还喜欢在离开商店的时候说声“Kenavo”，喜欢名叫克朗丹的面包店老板。一年里大概有十分钟光景，我的父亲甚至还会穿上白木套鞋和与之相配的黑底蓝点软布鞋。“当你有个花园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实用了!”不过就算他没有弄一把麦秸垫在鞋里的话也无可厚非，因为“像现在这样穿要卫生得多!”
但是，倘若我说的并不是那种你会在拍卖集市上、在金枪鱼渔船或是拖网渔船的甲板上看到的穿着黄色防水服和高筒胶靴、显得英姿飒爽的帅小伙（“这些小伙子啊，我向他们脱帽致敬!”），而是属于另一类肌肉健硕、体毛茂密的货真价实的渔船水手呢?邋遢!倘若出现在巴黎某间公寓的割绒地毯上的他，是一个穿着杂色夹克衫、指甲又黑又脏的如假包换的水手呢?邋遢!
1950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依然十分严重。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将高文引进我的圈子，让他接受我所熟悉的文化氛围的洗礼。而反过来，我也不愿意冒着凋零的危险被移植到他的世界。但他始终想不明白，如果我们结婚后他到巴黎与我相伴，我的家人对他会有多恶劣，他自己的命运又会有多不幸；而他也一样低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定居布列塔尼，我又怎么可能不时时感怀身为知识分子的孤清寂寞呢?
“生活哪会需要那么多思前想后的麻烦事?”最后一晚，他对我说，语气里充满着难以掩饰的敌意，“有机会只要抓住就可以了。”
那么不好意思，我就需要这些思前想后的麻烦事。
他答应过在再次出海前会给我打电话，即使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这个小小的希望还是稍稍缓和了离别的剧痛。可他其实并不会打电话呀，我本该想起来的。电话机不久之前刚在他家农庄进门的走廊里安装好，就挂在风口，在他看来，这机器就是个不祥的玩意儿，其用途仅限于取消约会或是告知某人的死讯。现在他正对着话筒一字一句大声说着，好像我聋了似的。他没有叫我的名字；能够请接线员接通巴黎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步了。“他接通巴黎是要做什么呀?”接线员恐怕会这么想吧。
“你没改变主意吧，我猜?”他开门见山地说。
“这不是主意的问题，高文，这是……我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真的很希望你能理解……”
“你很清楚我什么都理解不了。”
一阵沉默。
“你还是明天就出发吗?”我换了个话题。
“本来就是这么决定的，不是吗?”
高文是对的，这个混账机器根本就无法促进交流。我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在电话里说“我爱你”。但为了让他不要挂断电话，我只好随便说些什么。
“给我写信好吗?告诉我在哪儿才能联系上你，给我你的消息?”
“这不容易办到……学习期间我会住在玛丽?乔丝父母那里。我一到孔卡尔诺，就给你寄张明信片吧。”
“好吧。最好再写点你们的良辰美景，我希望。”
被刺痛的沉默。在电话里，他没有办法骂出“他妈的”。
“行，现在我得走了。”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