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验尸报告吗？”
“当然有。但你也想像得出人从那种高度摔下来的惨状。你想要医学证据？我告诉你，托妮·克利里头朝下摔下来，撞碎了迈克尔·菲茨罗伊的脑袋，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确实如此。法医没在她体内找到子弹碎片，报告中当然注明她是高处摔落致死。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认为他先杀了她然后才把她推出窗外。”
“很有可能。”
“好啊，你去证明看看。他也有可能先把她打昏，再趁她不醒人事的时候，把她扔出窗外。即使如此，你觉得你能找到什么证据？脖子的勒痕，还是头顶的伤口？”
“那么精液比对呢？那家伙在俄亥俄州那名受害女性体内留下精液样本。”
“对啊，但他们根本查不出那是谁留下的。马修，就算采集到托妮·克利里体内遗留的精液，想到她和那菲茨罗伊姓小子共享生命的最后一刻，弄不好也可能是迈克尔·菲茨罗伊的呢。再说，就算是莫特利的，又能证明什么？法律又没规定不准和女人上床，就算他从肛门进去也不犯法啊。”他又掏出一根烟，口气一转，“我告诉你，在这个案子里，我们抓不到他的把柄。不但找不到他指纹，就算找到，也不能以此定罪。就算他曾在现场出现，甚至到她房间去，也不能证明她是被谋杀，当然更不能说他是凶手了。”
“那到底要怎样才能抓住他？”我无视于他的目光，“难道我们就只能一直等，直到哪一天发现一具有他签名的尸体？”
“马修，会的，他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的。”
“或许吧。只是我大概等不下去了。”
德金的确是位老手。虽然他不相信会有帮助破案的契机出现，但依旧进行彻底调查，丝毫不浪费时间。他立即调派鉴识小组到达现场，当天下午就打电话告诉我化验的结果。
坏消息是，他们并没有发现莫特利的指纹。还有一则不知能否称得上是好消息的发现，就是托妮·克利里跳楼的那扇窗台和窗框上竟然都干干净净，连她自己的指纹也找不到。这表示可能有人很小心，注意不留下指纹，或是已经仔细地擦拭过。这项结果并不能算是有力的证据，因为人们不见得在接触物体时一定会留下指纹，但多多少少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测，即托妮不是自杀，而是有外力介入。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仍然是延续过去几天所做的事，到处向人打探，挨家挨户发送莫特利的画像，同时附上我那库存日益减少的名片。
我想到了吉姆·费伯，他替我印制名片当作礼物送我。“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吧。”每次去参加聚会时，总会听到这句话。“你只要不喝酒，来参加聚会，一起读戒酒书，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我现在并没有喝酒，也一直都准时参加聚会，戒酒书上大概没有提过如何跟一位满怀报复心的疯子捉迷藏，而吉姆显然也并非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最后还是打了电话给他。
“你已经尽心尽力了。”他说。
“你真会安慰人。”
“我不知道这能否安慰你，甚至可能连鼓励的作用也没有。”
“的确没有。”
“但也说不准。或许现在这样只是让你自己明白，你已经尽力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了。要在纽约这种大城市找一个刻意避开你的家伙，简直就像大海捞针。”
“是。”
“当然，你也可以请求警方协助——”
“我试过了，目前他们所能提供的支援实在有限。”
“听起来，你已经尽心尽力了，却仍然责怪自己不能做得更多。你担心这件事会失控？”
“的确是。”
“担心是必然的，人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控制所有的事情。我们只能采取行动，至于结果如何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
“奋力一搏，然后听天由命？”
“对。”
我想着他刚才说的话，“要是我这一击不够有力，别人可能会遭殃。”
“我懂了，你无法放手的原因，就是这个赌注太高。”
“这个——”
“你还记得戒酒的《第三阶段》？”我当然记得，但他还是引用了其中一段话：“‘决定将自己的意志及生命完全托付给上帝，因为我们认识他、信任他。’你可以把所有的小事全部交给上帝，但是面临这种残酷的事实，你只能靠你自己了。”
“我了解。”
“我告诉你《第三阶段》的精髓所在，主要就是两个概念：第一，将所有的小事全部交给上帝。第二，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
“谢谢你。”我说。
“马修，你还好吧？不会开戒喝酒吧？”
“不会，我不会去喝酒。”
“那你就没问题了。”
“对啊，我现在很好，”我说，“你知道吗？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能说些我想听的话。”
“没问题，不过倘若真有这么一天，你最好换一个辅导员吧。”
我回到旅馆大约六点钟了，柜台有我的留言，是乔·德金。但这时他已经下班了，幸好我有他家里的号码。我打到他家去。他告诉我：“我猜你大概急着想知道结果，验尸人员说咱们别作梦了，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分辨出因果关系。他还说：‘叫你朋友到纽约帝国大厦顶楼，拿一颗葡萄柚往下扔，然后再下楼到人行道上，看看有没有办法说出这颗葡萄柚是从佛罗里达州哪一个市镇运来的。’”
“重要的是，至少我们已经认真试过了。”我说。
挂断电话，心想吉姆一定会以我为荣，我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进步如此神速，随时都可能成为圣人最佳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