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大概两点半的时候，我已经坐在酒吧里等他了。我刚吃完午饭，斯基普进门扫视我究竟有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在喝咖啡。他终于找到我，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你没去啊?”他说，“今天不是参加葬礼的日子。我刚去过健身房，还在蒸汽浴室里坐了一会儿。这整个城市就像是间蒸汽浴室。你喝什么?是你自创的肯德基咖啡吗?”
“不是，只是普通咖啡。”
“那有什么喝头?”他转身，叫来一位女招待。“给我一杯超级黑啤。再给我这位老爹一点什么，好让他加在咖啡里。”
那位小姐给我一杯酒，给了他一瓶啤酒。他把啤酒慢慢倒进玻璃杯，让泡沫堆到约有半寸高，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杯子。
他说：“我可能有麻烦。”
我没搭腔。
“这几句话不要对别人说，好吗?”
“好。”
“你对酒吧这行知道多少?”
“从酒客的角度来说，知道得不算少。”
“我很喜欢，因为全是现金交易。”
“那当然。”
“有的地方刷卡，我们不，全部现金交易。不过，我偷偷告诉你，如果你要付支票或是签账，我们当然也没问题。不过，基本上，我们只收现金。我们百分之九十五的买卖全部是现金，可能还不止。”
“那又怎样?”
他掏出一支烟，在拇指上敲了敲，“我真不想从头再说一遍。”
“那你就别说。”
他把香烟点着。“现在大家讲话都很精简。”他说，“有一部分钱在记账前，就消失不见了。我们不会记在账本上，不会把钱存起来，反正这笔钱根本不存在。你只要藏起一块钱就等于赚进两块钱，因为你用不着付税。你明白了没有?”
“这没什么不明白的，斯基普。”
“大家都这么干。糖果店、书报摊，只要是用现金的地方，大家都用这一招。天啊，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如果总统有办法，照样会逃税。”
“前一个总统不就这样吗?”
“这不用你提醒我，就是那个王八蛋害得逃税成为一件不体面的事。”他狠狠吸了一口烟，“我们是在几年前开张营业的。账本归约翰管。我发号施令，雇用新人，叫旧人滚蛋。他负责买货、记账。两人分工还算愉快。”
“然后呢?”
“就要说重点了好不好？去他妈的。从一开头，我们就有两本账本，一本我们自己看，一本给山姆大叔看。”他的声音转为阴郁，摇了摇头。“我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我想只要一本假账本不就可以了?可是他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真的账本，这样我们才知道到底是赚是赔。你明白这道理吗?你打烊的时候把钱数一数不就知道是赚是赔了吗?何必要两本账本?可是这家伙有生意头脑，对这种事情比较了解，所以，我就说好。”
他端起他的杯子，喝了口啤酒，“它们不见了。”
“那些账本?”
“约翰星期六早上来店里，还把上个礼拜的账整理了一下。在这个星期六以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前天，他想查一点东西，去找账本，账本不见了。”
“两种版本都不见了?”
“不是，只有给自己留存的那本不见了。”他又喝了一点啤酒，用手背抹了抹嘴唇，“约翰花了一整天时间去找，找得快要发疯了，直到昨天才告诉我。我当然也烦得要命。”
“情况到底有多糟?”
“他妈的。”他说，“糟透了。我们可能因此关门。”
“真的?”
他点了点头，“从我们开张、赚进第一笔钱的陈年老账，全部都在那本账册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附近也开了一家酒吧，我们苦干实干，把他们的生意抢得差不多了。如果那本账本落在他们手里，我们就完蛋了，你知道了吧?这种事能用错误来形容吗?我们所有的秘密都白纸黑字写在里面。有关单位有了这组数据，再一查我们的退税纪录，马上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了。你都没法子编个理由骗他们。你唯一要知道的是你会在哪里落网，是亚特兰大还是其他地方。”
我俩相对无言好一会儿。我喝了点咖啡，他点了一支烟，朝天花板吐烟圈。店里仍然在放古典音乐，两支木管乐器相互唱和。
我开口说：“你要我做什么?”
“查出账本是谁拿走的，把它们找回来。”
“也许是约翰一时糊涂，把账本放到别的地方去了。过两天就……”
他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昨天下午把办公室翻得底朝天，他妈的，就是找不到。”
“就这么不见了?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你把它们放在哪里?上了锁吗?”
“应该上了锁。不过，有的时候，约翰会随手把账本塞到抽屉里。这么久没出事，当然会大意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反正就这么回事，如果你有点急事，你不见得会把它放回原位。他告诉我说，星期六他的确上了锁，但没过一会儿，他又承认他也不记得到底上过锁没有。记账是他例行的工作，他每个礼拜六都得做一遍，谁会记得到底上过锁没有。不过那有什么差别?反正账本就是他妈的不——见——了!”
“有人拿走了。”
“没错。”
“如果把那本账本送到国税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