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没法儿咬指甲——在巴林银行的账户亏损了几千美金之后，我就把指甲咬光了。我的境遇一直那么糟糕，指甲还没长出来，就被我咬光了。指甲边缘的皮肤就像我的生活一样破碎。牢房的阴暗潮湿与二十米开外处的明媚阳光和新鲜空气形成强烈对比，但我无法从阴暗走进光明，这一事实让我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控制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了。
理查德·马格努斯法官拿腔拿调地宣读了判决。我从未真正注意过他；我紧闭双眼，一心只等着“年”这个词前面的数字，以确认等待着我的究竟是什么。我被判处六年半徒刑，因表现良好减刑至四年零四个月，而我已经在德国服刑了九个月。我终于有一个目标。我明确了自己应该做什么。离庭后，我很快被警卫铐走，带到丹那美拉高度设防监狱。带手铐的羞辱跟裸体检查和五次在面朝上的镜子上下蹲以检查肛门是否藏有违禁品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我不知道他们认为我可能会携带什么，但我寻思如果我能携带违禁品在四国的警察眼皮底下，穿过两个监狱和两个警局，那么我肯定不应该干金融这一行了。
监狱里的孤独感要把我吞噬了。我记得儿时被罚在自己房间关禁闭的时候，我无所适从——什么也不能做，关多久也不得而知。尽管这样的惩罚最多持续几个小时，但感觉时间比实际要长得多。我从来没有准备独自一人在房间中度过那几个小时，我当然也无法对付比那长几千倍的监禁。我要开始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攀登历程，我知道要到达顶峰，将任重而道远。母亲离世后的那段日子，可能是我生命中最孤独的时期，但至少有朋友们相伴左右，陪我渡过难关。可是现在，与过去截然不同，我彻底与世隔绝了，远离家人，远离朋友，甚至远离了熟悉的文化。这座监狱里关押着大约1500名犯人，其中只有一个英国人——我。
对话
伊凡：在德国监狱的那段日子一定让你习惯了铁窗生活。
尼克：德国的狱中生活没有新加坡的狱中生活艰难，所以我适应了。在德国时，我所受的真正打击是失去自由。牢门被关上，我意识到我失去了控制权。我为此深受打击，如遭五雷轰顶。开始的六个月，我经常哭，有强烈的挫折感。我为自己感到难过，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对莉萨和家人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为自己对银行所做的一切自责、难过。这种难过无法控制。每个星期天，我都哭个不停，但离开德国之后，我清除了那些感情，再也没有哭过。星期天不是好日子。这一天，除非是去教堂，否则不许出牢房。
伊凡：一篇报纸文章说你在狱中找到了上帝。
尼克：我不信教，以前不信，我想将来也不会信。实际上，狱中宣扬宗教的方式让我离宗教更远了。我确实相信超人类力量的存在，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在哪里或怎样起作用。我去了好几次教堂，当然态度敷衍，因为如果不去的话，整个周日都不能踏出牢房。任何一个绝望的人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一周中的其他日子我们可以出牢房；我们做一点工，锻炼身体还可以看电视。但周日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去教堂，但不是为了去寻找上帝。那全是媒体杜撰的。新加坡监狱里也有很多传教的活动，但我对那些活动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传教的对象是正处在生命低谷的囚犯。让一个人在正常的生活中，在春风得意，需要寻求些什么的时候皈依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其他），才具有挑战性。在德国时，我一个人住一间牢房。孤寂确实让我情绪低落，但我从未求助于宗教。
伊凡：那么你没有得到其他犯人的帮助？
尼克：没有。新加坡监狱的牢房里，住着我和另外两个人，他们都是中国人。牢房
15英尺长，6英尺宽，带一个小厕所。空间仅能容我们三个人躺着。除我之外，监狱里的每个人都是帮派成员。这里不相信眼泪。从亚洲文化的角度看，哭会很丢面子。每个人都必须保住面子。丢面子意味着软弱，软弱的人在监狱里最容易受欺负。在与您谈话之前，我会以为是我的自尊让自己在这些人面前没有屈服。但现在，我明白了即使在只有另外两个人的小牢房，我也有对地位的生理需要。我需要地位，地位不是哭出来的。如果我哭了，不出一小时，监狱里的每个人都会知道。所以，我从未在新加坡哭泣，即使在被诊断出患上癌症，我也没哭。
伊凡：那你怎样在新加坡满足你对地位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