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中，她曾发誓要说出事实－－整个事实，只说事实。她差点要说"帮帮我，上帝"，但是那没有写在卡片上。显然，只是在小说中证人才会这样说话。证人席的壁柜上有几本宗教书。那个打扮得像个司仪的职员递给她一本《圣经》。她很想知道，如果他拿错了书－－比如拿了《古兰经》－－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她要再次提交所有的证据吗？《圣经》是黑色的。她嫌恶地接过来，因为封面被凶手们手上的汗水弄得很脏，而他们根本就不愿意给它消毒。这些几乎就是她记得的关于那次审讯的全部。这些都是真的。
她记得，那天晚上她回家有些晚，因为她工作的医院妇科那天比平常都忙。她一直到六点后才下班。那天很冷，即使对于一
月来说也太冷了。薄薄的雾气盘旋在街灯周围，悄悄地潜入前面的花园，截去树的顶梢，使它们看起来像是被连根拔起，斜堆在白色的迷雾中。她一打开前门就听到有孩子在哭。那是一种尖厉的孤独的痛哭声，虽然不大，但一直在持续，而且很尖锐。起初她以为是一只猫，但那种想法太可笑了。她绝不是一个会弄错孩子哭声的女人。
然后她看见了她的丈夫。他站在楼梯中间，低头看着她。她能记得那一刻的每一个细节。孩子微弱的悲泣声。门厅里熟悉的温暖的味道。墙纸的图案和连接处的空隙－－是她没能准确地对齐。她丈夫的眼睛。她非常清楚地记得他羞耻的表情。那表情里包含着恐惧和绝望的乞求。但是她记住的是羞耻。她后来再也想不起他们当时说了些什么。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说任何话。毕竟，那根本没有必要。她知道。
谋杀审讯没有预审，第一次就必须做好一切。不允许解释，只有带有误导性的简单问题，而对问题作出的最危险的反应可能就是真相。她记得检控官在证人席上问了她一个问题，而她对那个问题的回答是致命的。
"你朝楼上的孩子走去时，心里在想什么？"
她知道她应该说："我想去看看她是否安然无恙。我想告诉她我在那里，我能带她回家。我想去安慰她。"陪审团的人不会相信她的，但其中的一些陪审员可能希望能相信她。可是，她告诉了他们事实真相。
"我得阻止她哭泣。"童年是一个无处可逃的监狱，而且其判决不允许上诉。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她十一岁时就意识到这个事实，她的爸爸
不打她和弟弟，是因为他喝醉了，而他喝醉了，是因为他喜欢打他们，醉酒使他找到这样做的勇气。他晚上回家时，她弟弟甚至还没有听到他踏在楼梯上的沉重的脚步声就开始大哭，而她会和他一起溜到床里面，一边试图阻止在她怀里的弟弟的哭声，一边听着他沉重的脚步声和她妈妈的劝告哀求。她在十一岁时就知道没有希望，只能忍耐。她忍耐着。但是在她的余生里，她再也忍受不了听到孩子的哭声。
凶手总是声称自己不准确地记得发生了什么，以此为自己开脱。这也许是真的。也许是意识仁慈地擦掉了它不愿回忆的东西。可她能记住那么多的恐惧。为什么这个特殊的时刻在脑子里是空白的呢？她一定是对那个哭泣的蠢女孩很生气，因为她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而且她也一定被告诫过，她不应该跟陌生男人走。她甚至丝毫没有意识到应该停止哭泣，保持安静，离开那所房子。在法庭上，病理学家描述了验尸结果。死亡是由窒息引起的，脖子上留有人手制造的伤痕。那一定是她的手。还能是谁的？但她并不记得自己曾接触过孩子，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她摇晃的不再是个孩子。
接下来，记忆就像电影一样滚滚向前，只是在某些时刻，图像丢失了，或者不再清晰。她丈夫在厨房里。她看到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两个杯子、一个茶壶和一个牛奶罐。有一刻她甚至有个荒唐的想法：他想用茶来恢复一切。她说："我已经杀死她了。我们必须将尸体处理掉。"
他接受了这个残酷的说法，好像他已经知道了，好像她正在告诉他的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实。也许他被恐惧吓呆了，再没有任何别的恐惧可以触动他。
他低声说："可她的父母……我们不能把她藏起来。我们不能
让他们不断地希望，怀疑，祈祷她一切都好。"
"他们不会一直怀着希望的。我们不会把她带到很远的地方，只要带到埃平森林的边缘就可以了。尸体很快就会被发现。但是绝对不能在这里。""你要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