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早上，我六点起床，然后去海边慢跑。夏天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因为身体有伤而不能慢跑，现在，时隔两个月后，我又可以享受跑步带来的惬意感觉了。尽管我并不热衷于运动，甚至会尽量避开，但我也注意到，随着年龄的增加，我的身体开始变得像放在常温中的一块黄油一般松弛。我难以想象自己的屁股下垂，大腿堆满赘肉的那一幕。为了能穿上我最爱的紧身裤，我认为自己有必要每天在海滩旁的自行车道跑上三英里。
西边的天空开始现出一丝曙光，仿佛一幅水彩画：艳蓝色、淡紫色和玫瑰色的彩色线条在粗糙不平的画板上掺杂在一起。饱满而阴暗的乌云出现在海面上，似乎想将深海的咸腥气息顺着波涛汹涌的海浪推到我身边。在这阴冷的天气里，我尽量让自己跑动起来，既是为了保持体温，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身材。
回到住所时，已经是六点二十五分。洗过澡后，我穿上牛仔裤，毛线衫和靴子，坐在桌旁边，一边喝着麦片，一边仔细地翻看报纸。一幅气象图引起了我的兴趣，那张图片显示一股风暴气旋正朝阿拉斯加袭来。根据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降水概率为百分之八十，周末也会有阵雨，这场雨将会在周一晚间离开。对于圣特雷萨，下雨可是一件稀罕事，所以，我仅仅凭借报纸上的天气预报就已经感受到了节日的欢快气息。每逢雨天，我都会把自己锁在屋内，蜷着身子读一本写得不错的书。那时我刚买到一本伦·戴顿[伦·戴顿（LenDeighton，1929 ），英国小说家，军事史学家，代表作为《伊普克雷斯档案》。]新出的侦探小说，正准备好好地拜读一番。
九点钟，我拖出一件风衣，拿起手提包，极不情愿地锁上房间的门，准备去办公室。方才在天空闪耀的太阳此时射出的阳光已不带有丝毫的暖意，而在我出门之前仍徘徊在二十六英里外的岛屿上空的木炭色的乌云也已渐渐逼近。我在停车场停好车后，从后部楼梯走上楼，穿过了加州信实保险公司的双层玻璃门，而这时保险公司里面的人早已忙碌开了。
打开办公室的门后，我把包往椅子上一扔，事实上，我几乎无事可做，也许我只需要稍微做点工作，然后就可以让自己下班了。
我的电话答录机中并没有来电，在粗略地翻阅了一下前一天的邮件后，我开始用打印机打印我与洛薇拉·达盖特、尤金·尼克森和他的妹妹艾西交谈后的收获。他们之中没有人知道约翰·达盖特究竟在哪里，我想我只有以比利·波罗为突破口了，而对此人一无所知的我需要关于他的资料，于是我打电话到了圣特雷萨警察局，接通了乔纳警员的分机。
六月份在接手调查一桩人口失踪案时，我第一次遇见乔纳。在我看来，如果想要与这个有着奇特婚姻经历的男人建立某种关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但他还是让我很感兴趣。他是个“非裔爱尔兰人” 黑头发，蓝眼睛，很可能有受虐倾向。我对他了解得不多，所以不能理解在导致他痛苦婚姻的过程中，他自己的想法占有多大比重，而且我也不想知道。有时，我觉得最完美的伴侣关系是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争吵，没有要求，也就没有失望，两个人都掩盖着自己的情绪。无论表面状况如何，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总是戴着情感的面具。人越亲密，就越容易出现裂痕，在爱的过程中出现的伤害，就像是两列在同一轨道上行驶的火车，一旦激烈碰撞，后果便无法想象。在过去的岁月里，这种伤害我已经经历得太多，其实我比他也好不了多少，因此，何苦让生活变得更复杂呢？
电话响了两声后，有人拿起了电话。
“失踪人员处，乔纳警员。”
“嗨，乔纳，我是金西。”
“是你啊，亲爱的，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又不违法的事情吗？”
我笑了：“能不能帮我查一下两个有前科的人？”
“没问题，举手之劳。”
我把约翰和比利的名字，还有我掌握的仅有的一点信息告诉了他。记下姓名后，乔纳说稍后会给我回电话。根据我的经验，他会先填一张表格，然后在国家刑事犯罪信息中心查询，自从我不再干警察这行之后，我就无权再进入国家刑事犯罪信息中心这套联邦犯罪记录系统。与普通公民相比，私家侦探的权力多不到哪里去，干这行的人，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去获取信息，而对于执法部门的人而言，做这些事又是那样的轻而易举。不得不说，私家侦探是一种令人沮丧，但又不失希望的工作。在工作中，我与不少地方的政府公务员建立了联系，包括电信公司、信用局、南加州煤气公司、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和机动车管理厅。有时我也会冲进政府办公室去索要信息，当然必须是在我确信值得的情况下。而对于更私人的信息，我通常总是利用人们乐意透露他人隐私的本能来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