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已经参加了一个课题组，白天上班身不由己，没时间弄英文。这么一来，自己的英文水平与其他出国狂热分子们急剧拉开距离。但是，我还是赶鸭子上架，急急忙忙地考了托福，结果成绩很不理想。
分数不理想，一点儿也没降低我出国的热望。我把目光投向美国东部巴尔的摩一所学校，希望先运动到那里做一个访问学者，再作别的打算。投出申请书后，我惴惴不安地期盼着，希望那所学校审查我英文分数时，也能考虑我目前表现出来的研究能力。
毕竟，中科院目前让我参与的工作项目，也属于生物化学的尖端领域。为此，我申报的生命科学学科，与自己正在做的研究，实际是有相当密切的联系。美国在这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我申请的导师则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研究思想十分新颖，对世界生命科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的贡献。
当我收到访问学者邀请通知书时，兴奋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但这份通知书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扰，我面临“硕士毕业以后应为国家服务五年”的政策限制。国家同时规定，如果辞职，可不受这个规定的限制。
足足想了一个晚上，我决定辞职。这在当时中科院硕士研究生中间，实属大胆之举。当时我的同事们听了都很吃惊：“你怎么不为自己留条后路呢？”瞧瞧我们的劣根性，明明是抛弃祖国，但还要求祖国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简直就是说，明明是自己离开夫人与别的女人跑了，还要求夫人留在家里等我回来。
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未知数。辞职意味着不能再回中关村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什么民营企业，也没听说研究生当个体户的，户口和工作单位是人们在中国生存不可缺少的东西，更何况是中科院这样一个人人向往的最高科研机构。辞职，实在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我不知道，一年半载以后，自己的双脚会踩在何方土地上。鲁迅先生好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易卜生的娜拉出走以后，将是什么景观。我大概要算中国的娜拉了。不过，中国没有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中国。
然而，美国像是远方天空中一盏高悬的明灯，它亮过了天上所有的星星，时时刻刻召唤着我。手里握着每月800美元奖学金的通知书，我对未来充满幻想。伴随着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曲》，我闭上眼想到，凭着我的学历、工作经历和强壮的体魄，应该不至于在美利坚的土地上站不住脚跟吧？而且，每个月800美元，那是一个多大的数字。传闻说，美国的生活极其便宜，吃饭一个月60美元就够，住房只花100美元。我决心破釜沉舟，到美国去。
于是，我的户口很快从中科院转回街道。紧接着，我开始一环扣一环地申办护照、签证。从拿到通知书，到登机离境，前前后后不到三周，真是干脆、利落。走的那天，我仍然如在雾中，自己都不大相信，明天就真到世界另外一半去了。我激动兴奋地登上了飞机，把父母留恋的面容，把故国山河，一切的一切，都抛在身后。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自己抛弃的是人世间何等、何等珍贵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