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回到屋子里喝茶，这会儿，不出卓别林所料，话题转向了政治。美国政治舞台上最近发生的一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两人，他们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尽管杜波依斯说过，自己从来不曾期望在有生之年看见一个富于战斗性的浸信会传教士，但是，他还是对小马丁·路德·金的出现抱有兴趣。杜波依斯曾写过一篇文章，分析金的人生观与甘地取得的成就之间的关系，发表在印度期刊《甘地园地》（Gandhi Marg）上。金还颇为欣喜地收到过杜波依斯写给他的一封信，表示支持蒙哥马利黑人抵制公共汽车公司运动。杜波依斯也对肯尼迪的施政措施以及他所领导的政府改变了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 时期的政策抱有兴趣。至于卓别林，则发现自己在美国重新受到欢迎：十年来一直都对自己持尖刻批评立场的新闻界，终于转变态度，认为他们非常喜欢《凡尔杜先生》。尽管卓别林并不觉得自己的作品特别属于任何国家，但是，其流浪汉系列电影得到承认，被认为是美国艺术的辉煌成就之一，这还是让他感到很高兴。
女仆进来给他们一一斟茶。卓别林渐渐变得有点儿不耐烦了，杜波依斯也感到今天已经谈得很尽兴了。乌娜·奥尼尔·卓别林和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谈论了瑞士、旅行以及罗宾逊夫妇。就像有时会发生的情形一样，卓别林突然又变得温和起来，他有时就是这样。他站起来滑稽地模仿埃茜走路的姿势，逗得大家忍不住大笑起来。卓别林受到了鼓励，肩膀缩进去，头摆动着，眨眼之间，杜波依斯又看到了那个流浪汉的形象。然后卓别林站在那儿，双肩向后收紧，神态高贵，小心地摆弄着一根并不存在的手杖。杜波依斯哈哈大笑起来，认出来卓别林模仿的正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