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天,当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已经接近成功之际,蒋介石即开始小心翼翼地投石问路了。他这时特别选派了主张联俄?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以他的私人名义,假前往欧洲之机,路经莫斯科,试探着了解苏联方面在与南京政府合作抗日问题上的可能性。根据蒋廷黻的报告,莫斯科方面明显地对此有所兴趣。
1935年7月4日,即日本人刚刚逼迫南京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之后不几天,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受蒋之托,不等约见,就悄悄潜往苏联大使馆,拜会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他告诉鲍说,日本军队已经进占了察哈尔,下面就是绥远,接下来恐怕就要进攻外蒙古了。苏联政府应该早做准备。他甚至相当明确地要?苏联政府考虑:“是否打算与中国签定互助条约?”
到10月18日,即得知日本正在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的消息之后,蒋介石更进一步派孔祥熙前往苏联大使馆,约苏联大使秘密到孔祥熙家与他会面。在当天晚上的会见中,蒋介石亲自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愿意考虑与中国签定一个秘密的军事互助协定?孔祥熙则特别告诉苏联大使说,日本人正在要求南京与他缔结反苏军事同盟,以便于对苏开战,而中国人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不管中国政府向日本做出什么样的承诺,一旦日本与第三国开战,他们都将迫使政府抗日。
蒋介石能够主动提出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的提议,显示他这时对来自共产党的威胁已经不那么担心了。但是,要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蒋介石最关心的依旧是,苏联人会不会伺机援助中共?在经过一年时间的围追堵截之后,蒋介石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剩下的红军已不足为惧,但在短期内要彻底消灭红军也很少可能。其实,蒋历来解决异己势力,用的都是历朝历代惯用的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能剿则剿,不能剿则抚。因此,在他相信红军已经不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通过羁糜的方式来解决中共问题也就开始提上了南京国民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1935年11月,在多次小范围的讨论之后,蒋介石基本上确定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针。其基本方式包含以下四点:
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
二、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三、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
四、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潘汉年与邓文仪1936年1月13日谈判情况纪要》,1936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