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每个人均把大量净资产再投资于公司的做法被约翰尼称为“契约性奴隶制度的绝佳形式”。这样，我们的制度就让合伙人很难提取投资于公司的资金。同样，撤资必须严格按规定由公司执行委员会批准：只有彻底离开公司，合伙人才能变现其持有的股权——死亡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也是解决问题的常用方法。否则，支付学费或是购房款之类的非日常性支出，可能会导致公司的资本账户随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紧急医疗支出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另外，有些特殊情况是默许的，例如，如果某个合伙人的家庭成员遭到绑架，执行委员会将允许该合伙人撤回资本用以支付赎金。这些特殊情况不需要通过投票一致通过。
我与塞尔私下达成的否决权协议，让我享有一份不成文的特权：每天早晨可以和塞尔同乘一辆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和约翰尼·罗森瓦尔德以及约翰·古德菲里德（John Gutfreund）一起上班，加特福伦特当时在市政债券部就职，后来成为所罗门兄弟的CEO。加特福伦特开的是一辆绿色的“奥兹莫比”跑车，尽管我们可以搭他的车，但他却从来不让我们支付油费和停车费，这就引发了一个我们都愿意尊重的简单规定：不和他讨价还价。塞尔的汽车当然也遵守这个规定。当时，我已经搬到中央公园附近，就在我目前居住地点的东侧。每天早晨，塞尔都会在8点钟准时到这里接我。杰里·戈德斯坦是一家机构的销售员，他住在距离我半个街区的地方，他也和我们一起搭车上班。我、戈德斯坦和司机坐在前排——在那个时候，汽车的前排可以塞进三个人，塞尔和泰德·洛坐在后排。尽管从上车到华尔街只有几英里的路程，但即便是这么短的时间，塞尔和洛也难得不毫无意义地争论一番，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恨不得揪掉自己的头发，只可惜我已经没有多少可揪的头发了。杰里只是坐在那里傻笑。他经常告诉大家，到24号大街的时候，我基本已经昏迷不醒了，尽管那时还是早晨8点钟。
在我们到办公室的时候，他们的口舌之战还在进行。在第一次听到塞尔提到零售业务销售员的时候，他居然把这些直接与公众打交道的人称为“站在最前排的傻瓜”，我并不觉得这很幽默，而且我对自己的感觉直言不讳。我曾听他无数次说过这样的话，而且我每次都会感到不舒服。我真不知道，一旦我们的销售代表听到这样的话会有何感受，我几乎不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