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次邂逅的时候，那花在彩色洋灯下，跟整个房间同样地被染成一片嫣红。第一次造访梢风馆后两天，我不是以一个警察，而是以一个客人身份，在那个房间里和铃绘相见——这是有理由的。
菱田刑警从老板娘、昌子以及铃绘的话，判断当天晚上铃绘接的客人福村谨一郞就是凶手。
据称，一钱松并没有进铃绘的房间，这样一钱松的尸首手上，为什么抓着只有铃绘房间里才有的桔梗花呢？答案只有一个。换一种说法，凶案发生时，身上有桔梗花的不是被害人，而是加害人。当一钱松和凶手缠斗时，凶手八成是在胸口上缀着一朵花，他偶然间抓住了它。这么一想，凶手正是唯一可能和铃绘房间里的那个玻璃杯上的花有过接触的人物，除了福村之外，没有第二人。
福村应该是在一钱松离开后，马上出了梢风馆，从后赶过去，在现场袭击一钱松，勒杀后把一钱松怀里的五百元夺走。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福村有一只手受到火伤，几乎不能用，这样的人能够勒杀一钱松吗？另外，福村又如何知道在另一个房间里的一钱松有钱？菱田刑警认为可能是福村出去上厕所什么的，路过时在纸门外听到昌子房间里的交谈吧，不过我倒以为在这一点上，铃绘好像还隐瞒着什么。
我希望能够在老板娘不在场的情形下，与铃绘单独谈谈，原因就是想弄清楚这一点。我觉得，铃绘与其说是怕我们，不如说更怕老板娘，我相信只要老板娘听不到，她会说出更多的话。
我还得说明一下，我之所以卸下眼镜，还为了遮去稀疏的头发戴上帽子，几乎是化了装才以一个狎客的身份去接近铃绘，乃是因为除了自身的职务之外，还有着一份感情的成分在内。
在我幼小时的记忆里，一直烙印着一个女孩的影子。我的故乡是富士山脚下的一个小村落，那时候我的邻居有个名叫幸子的女孩。幸子就像一个替人家看小孩的姐姐般地疼我，常常捎我，或者牵着我的手去玩。幸子虽然自己也还只是个小女孩，可是我却牢牢地记得她那双手，因为经常做粗活，所以又粗又黑又大，像个男人似的。如今我没法想起幸子如何跟我玩，不过有一天早上，幸子突然抱着一只包袱，被一个行商的生意人般的男子带着，从土堤上离去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从后面追过去，幸子到了桥边就回过头，朝我笑着摆了摆手。我幼稚的心灵里，倒也知道幸子是被卖到令人悲伤的地方去了，可是她那笑，跟往常并无两样，是完全开朗的。
我不晓得幸子后来怎样了，可是那笑容，是幸子留给我的最后一幅画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上，鲜明如昨。自从看到了跟幸子一般年纪的铃绘，她与幸子的本质是悲伤的笑容便重叠在一块。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把她从那种世界救出来——大概就是这一类年轻人的一种正义感吧。
我打算事后才向菱田刑警报告，因此事前什么也没说就决定这么做。可是单独行动有点不放心，所以找了个熟悉花街老于此道的朋友同往。我还不懂玩乐的事，在这个案子发生以前也从未涉足过这一带，连一个狎客如何进去都不懂，尽管眼镜和头发这两样我形貌上最大的特征都遮掩住了，但还是担心单独行动会被看出来是警察。
暗灰的暮色里夹杂着斑驳的夕照，六轩端的华灯也开始这里一盏那里一盏地亮起来，我们从现场近旁的后门进了二区。两天前走过的路找不着了，在巷道里胡乱绕了一阵，末了竟是没找到梢风馆的建筑，却先发现铃绘其人。我们偶然地在一个转角拐了弯，不料浮现在那儿的一个窗口的面孔正是她。在朦胧的灯光下，她不像别的窗口的女郞，一看男人走过便媚起脸，眼光好像还故意从巷子侧开，满脸与她那种年龄不符合的慵倦样子，一把团扇的柄凑到嘴边，用那两瓣小小的唇，多么无聊似的咬着。
我那个同往的朋友鼓着如簧之舌，巧妙地替我掩饰，瞒过了老板娘，让我和铃绘上到二楼上，铃绘也没有马上察觉出来。她背过身子，在朦胧红灯光里开始宽衣解带。
“不用啦！”
她倏地转过了身子，看到我取下帽子戴上眼镜，这才低低地啊了一声，好像还记得我。我担心她会拔腿而跑，不过她坐下去了，眼神定定地盯住我。她的面孔被红色的灯光与白色的粉双重地装扮着，却仍然存留着还没有完全成为娼妓的幼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