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走的是极为僵化（且生产力极低）的社会主义路线，对蓄势待发的自由企业只略微放松管制。列克星敦研究所的分析师菲利普·彼得斯记录了古巴如何将全国多达2/3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合作农场和个体农民，并且允许这些农场仿效阿拉玛集约农场，销售超出特定配额的过剩物资。这种制度没有明确的名称，但有点像佃农制。彼得斯说：“它不像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改革，中国把许多经济决策权移交给民间部门。古巴还是采用中央集权模式，只不过是将一些市场机制移植过来。这种制度本来可以更有效地运作，但至少已经开始运作了。”
不过，即使是卡斯特罗的死对头也承认，卡斯特罗几乎从掌权第一天起就在教育体制上砸下重金，古巴的师生人数比例相当于瑞典的水平，想上大学的人就可以去上大学。结果证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农业——尤其是有机农业——并不是简单的工作，不是说只要拆掉空地四周的围篱，递给某人一把锄头，跟他讲几句“工人必将胜利”之类的口号就可以办到。一开始土壤并不肥沃，虫害相当严重，需要农业信息才能展开工作。古巴的半有机农业至少和它所取代的高投入牵引机农业一样，是科技上的一项发明。
一天下午，我到哈瓦那中部一家集约农场附近拜访当地的“食虫类动物及昆虫病原体繁育中心”。中心的办公室很小，只有两个房间，像这样的中心在全古巴有280处，每一处有一两位农学家坐镇。这家中心由体格魁梧、认真热心的帕德龙负责，他的工作装备是一台古老的苏联冰箱、一口压力锅（量表上的文字是斯拉夫文）以及可能带有纱布塞子的300个玻璃烧杯。本地农民和在自家后院种菜的人们会把染病的植物拿给他看，他用显微镜检查之后，再告诉种植者该怎么做。也许他会拿出一个试管，里面长满他用甘蔗残渣培育出来的木霉菌，然后告诉求助者，让种子在稀释的溶液中发芽；也许他会从生锈的咖啡罐中拿出一个装有一些细菌（蜡蚧轮枝菌或白僵菌）的小玻璃瓶。他说：“使用化学药剂比较容易。如果你发现番茄出了问题，化学药剂马上可以处理。”但是不用化学药剂，长期下来，整个系统能产生实质收益。“我们的工作其实只是准备好农田，让植物更茁壮。但是这种做法奏效了。”那是反向的绿色革命。
重点不在于仿效古巴。除非石油峰值研究人员推测的最差状况成真，我们才会看到我们的生活像古巴一样一夕间改变。但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会逐渐走向那条路线吗？这是相当关键的问题。我们的社区里真的有各种可能性吗？或者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会与全球体系紧紧相连？
有个地方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距佛蒙特州第一大城伯灵顿市中心1.5英里，威努斯基河沿岸的几百英亩冲积平原。这个名叫低地的冲积平原是沙地，位于整个平原带的另一边，紧邻伯灵顿市的电力工厂。多年来，它几乎就是镇上的垃圾场，威尔·拉普回忆说：“我1980年到这里时，四处的垃圾仍然有四五英尺高。到处是废弃的车子，以及从污水厂渗出的污水。”拉普后来成立的“园艺供应”邮购商店①十分成功，并且在低地的入口处设立了总部和陈列室。他还做了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协助成立非营利基金会，租下200英亩的周边洼地，然后将土地再出租给想要开始耕种的人。这是一种农业实验室。
记住，这块地很小，200英亩，只有美国农业部副部长认定的、适合由一位管理者管理的农地面积的1‰左右。但是，为了感受一下美国农业可能会发生的另一种未来，我去了低地一趟，带我去的是管理这片土地的非营利企业联合组织的负责人费弗尔先生和帕金斯女士。时值8月底，前一天晚上是入秋以来第一次天气变凉，所以第二天早上秋意甚浓，温度降到只有三四摄氏度，我们首先要穿过一片树林，森林的分界线沿河岸而下，那里到处都是高大的三角叶杨和野黄瓜，还有一条自行车专用道路通往市中心。但是之后很快就看到比较工业化的景象：协助支付项目费用的低地堆肥作业。卡车轰隆隆地开来开去，把马粪与锯木屑、乳制品废弃物、鸡粪、来自附近县的树叶、后院的废弃物，以及制作某种品牌冰激凌的残留物堆放在一起。推土机把废弃物推来推去，机器通过滤网过滤堆肥。大部分堆肥一卡车一卡车出售给其他农民，但是很多留在原地，让200英亩的农地变得异常肥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