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的前任约瑟夫·普理赫海军上将，目前是美林、福陆工程公司、艾默生电气、沃尼克公司、纽约人寿保险和国防承包商戴恩国际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太平洋司令部另一位总司令查尔斯·拉尔森是世界上第三大国防承包商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董事会成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事人受益无穷。这种现象原本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它有助于维护上层人的权力，不管他们是在军界、政界还是在企业界。
上层国防承包商的董事会里存在类似的关系联结。以“三巨头”为例：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和诺思罗普·格鲁曼。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防承包商，是一家巨型公司，仅2006年就获得360亿美元收入。在该公司的董事会里，你会发现国防部前任次长“皮特”·奥尔德里奇、战略司令部前司令詹姆斯·埃利斯海军上将、国土安全部前副部长兼海岸警卫队司令詹姆斯·洛伊海军上将和驻欧洲最高联合司令部前司令兼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瑟夫·罗尔斯顿。国防承包商中排第二位的是波音公司，它的国防销售额为300亿美元，和商业销售额几乎一样。虽然，它的董事会没有那么多军界和国防部的前任官员，但也包括了琼斯将军、一位白宫办公厅前主任、一位商业部前任部长和一名前任助理国务卿。第三位是诺思罗普·格鲁曼，它的董事会成员包括拉尔森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任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将军、前众议员维克·法齐奥（他曾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兼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奥迪恩。
顾名思义，旋转门就是要不停旋转。许多从企业界来的人花大量时间进入政策制定和采购决策体系里。当罗伯特·盖茨接任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就任国防部长时，批评家们指出，盖茨曾经是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美国天合汽车集团（国防承包商，现为诺思罗普·格鲁曼的一部分）和另一家承包商查理斯·斯塔克·德雷珀实验室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其实，类似的例子还包括：彼得·蒂斯，曾任洛克希德·马丁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和空军部前任次长；戈登·英格兰，曾任通用动力公司副总裁和海军部长，现任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温，曾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任高级经理，现任空军部副部长；詹姆斯·罗奇，曾任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副总裁，并在2001年到2005年担任空军部长；菲利普·佩里，曾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一名说客，现任国土安全部的大律师（他的夫人是副总统切尼的女儿）；鲁迪·德里昂，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和波音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政治权力领域和企业权力领域之间的联系很广泛，而且不限于高层职位。据《纽约时报》报道，“多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经理在国防政策委员会、国防科学委员会和国土安全顾问委员会担任职务，这些委员会协助政府制定军事和情报政策，选择未来的作战武器”。这种联系并不总是涉及正式的职位和任命：波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麦克纳尼与小布什总统的关系从耶鲁大学棒球队队员开始，后来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麦克纳尼还参加了2005年招待印度总理辛格的国宴等白宫精英活动。洛克希德·马丁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史蒂文斯也是参加宴会的134位贵宾之一。第二年，史蒂文斯又参加了在坎昆召开的经济圆桌会议，坐在小布什总统旁边，当时的墨西哥总统文森特·福克斯和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也坐在同一桌。
军事和国防工业领域的高层融合在几个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背景相似的人的手里，而且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即他们关注的核心，如国防预算的规模、增加哪些项目、削减哪些项目、当前最大的威胁是什么等，有相似的观点。这些相似点使那些位居顶层的人事先在联合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特殊关系，可以提前采取某种行为，如提供特别的商业便利。这种便利可能是适度地告诉对方什么时候进行投标，标书中什么特点特别受重视之类的暗示；或者可能是有关关键决策人在投标过程中有什么别的想法之类的秘密消息；还可能会雇用重要人物进入或者协助推动特别的政治议程。
担任美国某著名国防工业公司首席执行官长达20年的伯纳德·施瓦茨为旋转门现象进行辩护。他说：“一位军官退役时肯定有许多商界朋友。如果他进入商业部门，他自然能够多和这些朋友联系。这有什么新鲜的？我的意思是说，商界是那样的，人也是那样的。我没有从中看到什么罪恶之处。这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有人可能会说：‘我跟某某人打网球，他是海军将领，当然我也和别人打球，可能偶然有几次我会建议他，可以看看某个东西，也许他可以考虑买下来，或者我们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但是，我认为这是个体行为。对个体行为定性是很难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一定要阻止别人对他们信任和合作过的人进行投资的话，一定会有所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