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起考兰太太，我的口水就要流出来了。寒冬一月的一天，火炉上的炖锅热气腾腾，窗子上都蒙了一层淡淡的雾气，她一边热牛奶一边看着屋外的我们。接着，她会轻轻敲打窗玻璃，只见粘在玻璃上的两片雪花天使般地飞舞起来，落入院子里的雪堆中。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我们的可可奶已经热好了——至少是马上就热好了，就等我们跳过最后一个冰雪堆，扔掉手里握得硬硬的雪球，从后门跑进屋里，在那张五颜六色的小地毯上跺掉靴子上的冰雪。
“我们都快冻死了。”我们大叫着，脸上红扑扑的，手忙脚乱地摘掉手套、围巾还有帽子，而考兰太太在台阶上面的厨房里，穿着十字绣围裙正在忙活着。
“可不是嘛。”她答应着，有意把声音和表情都装得很严肃，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可我们知道她这是在唬人呢。我们一进屋就闻到了雀巢咖啡的香气，而且几乎已经尝到了满杯子新鲜调制的蜜饯糊那种香甜的味道。于是我们踢掉脚上的鞋子，甩开湿漉漉的护膝和外套，两个人争先恐后地冲过去。
考兰太太非常爱我们两个。凯茜是她的女儿，而我是她隔壁邻居的女儿，就住在她家院后，仅隔着一道篱笆。考兰太太和我妈妈是朋友，就是那种两个人的人生选择截然不同的女人能够建立起来的最友好的关系了。我妈妈每天去上班，而考兰太太不上班。
可考兰太太能做花生罐头，还能打出脱壳玉米。她侍弄着一个菜园，种胡萝卜和绿色的豆子。她会做蛋糕拿到教堂面点节上卖，还会做牛奶可可和巧克力碎屑点心。她总是在家里，总是在你身边。我妈妈让她看着我点，“就看到晚饭前。”她对考兰太太说。那是九月份的时候，我和凯茜刚开始上一年级。于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下午，当那辆黄色大巴路过我们街道时，我就在凯茜·考兰家门口下车，和凯茜·考兰一起回家。
每次，到了门前迎接我们的都是两个亲吻。有时候第一个吻给凯茜，有时候给我——考兰太太一边在我们的额头上轻轻一吻，一边把我们的书包从胳膊上拿下来。
“哦，我的天啊！你们这书包里都装的什么啊？装了一吨砖头吗？”她问道。我们趁她没看见，挑起眼眉偷偷地笑着，计划着哪一天真在书包里装一些砖头来吓她一跳。很多年来，我们时时计划着这个行动，但后来都不了了之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在15路公共汽车的绿色座位上蹦来蹿去，不停地策划着种种行动。我们坐得低低的，膝盖顶在前排座椅的靠背上，坐在我们前面的是乔那森·费舍尔和大卫·伦伯。我们表面上烦透了这两个邻街男孩，可暗地里挺喜欢他们的，至少在8岁到11岁的这几年里是这样的。他们用唾沫浸湿了小纸球，然后偷偷地往身后扔，我们两个立即尖叫着“恶心！”直到司机威斯先生从后视镜里看到这一切，大吼着让我们别疯闹。
凯茜·考兰的两个哥哥都已经出去上大学了，她很沉静，最想当兽医。她喜欢小动物，自己还养了一只黄色的小鸟，可是这只小鸟拒绝唱歌。考兰太太为此即便不是深感失望，至少也觉得有点沮丧。我们发现她在鸟笼子旁边大声播放“何其优美”或“艺术何其伟大”等合唱歌曲，试图用音乐唤醒这只鸟儿，可音乐声离鸟笼子那么近，非把那只鸟震聋了不可。我们当然都笑得直不起腰了，而且发誓永远都不能像妈妈们那么傻里傻气的。
不过那时候我妈妈可一点都不傻里傻气。事实上她一本正经，我觉得她实在是魅力四射。她身穿一件V字领的花衬衫，脚上踏着一双高跟鞋，腿上套着长筒袜，有时候袜子抽丝了她也没看见。不过，我很喜欢她，觉得她又漂亮又有地位。我想快点长大，长大后能像她那样。我将来做什么并不重要，只要能浓妆艳抹，开着一辆迷人的红色小汽车，不要像别人那样，又要做饭、又要给丈夫熨一件又一件的白衬衫。
这时候，我不禁想起考兰太太家那间苹果绿色的起居室，还有考兰太太那忙忙碌碌的身影。我看着她摇晃着电热瓶里的水，再把水喷到蓝灰色的棉布衣领上，嘴唇上面布满了细细的小汗珠。电熨斗一触到水就开始“嘶嘶”响了起来，她用手捋平衣服边缝，然后用熨斗压了压，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很满足的样子。风扇吹散了热气，于是我也是一副很满足的样子。
凯茜和我经常在地毯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玩“生活”游戏。凯茜的目标是得到比上一轮更多的宝宝。她的棋盘上已经有那么多粉的和蓝的表示宝宝的小棋子了，可她还是特别想再往里面挤进去一些，毫无节制。而我总梦想成为超级明星，住在豪华的房子里，所以我总是把多出来的分数用来盖一座更加花枝招展的小屋子。凯茜从不考虑上大学，总是挑最便宜的房子卡片，而且每一次她都拒绝买保险。她很少能赢我，但她也从不在乎输赢，坚持要明天接着玩，还从不改变自己的策略和技巧。
我不记得最后一次和凯茜玩、甚至最后一次和她说话是在什么时候了。我长大了，放学后不用别人照看了，也有了自家的钥匙。到了九年级，我们就很少在一起了。她上了职业班，在另一栋教学楼里上课。除了上课，她还要在中午过后做兼职，几乎没有时间出去玩。我上了大学预科班，交了一些新朋友，也学会了更多赢得高质量生活的本领。我开着一辆别克回家，再也不坐公共汽车了，而且就把它停在自家门口。在空无一人的家里，我总是到厨房柜子里随便找点什么吃的，再喝几口爸爸的威士忌，吸上几口妈妈丢在一边的女士香烟。我可以把脚放在躺椅上，打开电视机，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常看《黑色阴影》，考兰太太可不会让我看这样的片子。
“看了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会做噩梦的。”她一定会这么告诫我们，然后跳过巴那巴斯的尖齿獠牙，找一个更合适的节目，比如“让我们一言为定”。
这些年来，她时不时地教我们卷面包皮，用莫顿盐和面团。她给我们的南希纸娃娃做小不丁丁点的手袋和手套，还让我们穿上她的礼拜服。她给我们擦伤的地方喷药水，还往我们耳朵后面洒香水。
考兰太太总是那样——她的微笑，她身上的味道，她检查我们作业的样子，还有平息我们之间的争吵时用的法子都不曾改变过。别想蒙骗过关，她从不袒护任何人。她那种清教徒似的一成不变的秉性让我又烦又爱，就像所有的青少年一样，我心里当时真是爱恨交加。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后，我们都摸出规律了：星期二一定是西红柿汤，只是在暑假里改到了星期三，而这种花样翻新竟成了暑假里最让我们激动的事。
今天早上，我听到丈夫在门外喊着我的名字，问我是不是觉得不舒服。
“没事。”我骗他说。我坐在浴室的地上，紧紧地抓着抽水马桶，用湿纸巾擦了擦嘴。我看着自己臃肿的手指，摸着自己臃肿的身体。我怀孕了。
“那好。”他一边说一边隔着门给了我一个飞吻，接着就匆匆离开，去忙着挣钱谋生了。
我打电话请了病假，告诉老板自己得了流感，然后拖着沉重的身子来到厨房，吃了一点咸味饼干，喝了几口姜味的淡啤酒。我想给我妈妈打电话，但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曾经想象着在妈妈喝着热咖啡时把这个喜讯告诉她，她应该微笑着，穿着一身杰奎林·史密斯的名牌运动服——新近退休的人都时兴穿这个。“噢，那太好了，亲爱的，”她会说，“你回去上班时我可以帮你看孩子。”
但是我另有安排。在这个安排中有许多拥抱和亲吻，有寒冷的午后那一杯热气腾腾的热巧克力，还有每个星期二的西红柿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