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的动物总是缩在窝里，害怕再次受到伤害。在经历了一次令我饱受创伤的婚姻后，我对此更是有了切身感受。作为卫生福利部的社会工作人员，我整日被前来求助的陌生人和我竭力想与之保持距离的同事们包围着。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唯一的亲密朋友就是家里的那只小猫。如果不是一位年高德劭的巴斯克人温柔地指引我重返正常的生活轨道，或许我到今天还沉浸在悲伤往事中无法自拔。
东尼第一次来我办公室的那天恰巧特别忙乱。我的工作是和每个申请福利的人进行面谈，同时也处理紧急情况，提供咨询服务。有时一天只有几个人来，相对而言较为安静；忙的时候一天要见上15～20人。东尼出现的那天，我面临的正是第二种境况。
那天我手里有一大堆棘手的问题要解决：游客的车撞坏了却没钱维修；没有提前预约的家庭跑来急需盖章；一个寡妇因为发现死去的丈夫没有政府津贴而悲上加悲；一个因怀孕而被父母赶出家门的少女吓得不知所措。所以，当一位身材高大、举止优雅的银发老人领着一个矮小、忧郁的西班牙裔妇女和两个小孩走进来时，我简直想象不出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位是露易莎·克鲁斯。”他用流利的、略带口音的英语介绍道，“她需要申请福利，但不会说英语。我是来帮她的。”
我暗暗松了口气。我实在太累了，不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用我那糟糕的西班牙语。有了他的配合，我们很快交谈完毕。接着，我的下一个当事人进来了，我也就随之忘却了克鲁斯夫人和她的朋友。
那天晚上，我回到阒寂无声的家里，倒在沙发上。我的猫咪蜷在我旁边，发出轻柔的呜呜声。“山姆，我受不了了。”我呻吟道，“这些日子我看到了太多的麻烦，无尽的痛苦和孤独。我付出，付出，再付出，可从没有人给过我什么——除了你。”山姆的呜呜声提高了些，但它无法带给我太多安慰。我把头埋在靠垫里哭了。
我已经27岁了，却依然独身。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以色列，23岁时在那里结婚，又在同一年离了婚，因为我发现丈夫变得越来越有暴力倾向。后来，我回到美国攻读硕士学位，之后又搬到一个偏远的小镇。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从那时起，开始在福利办公室工作。与前夫的痛苦婚姻经历使我接触到了生活阴暗、悲惨的一面，所以我十分理解和同情我的当事人。但我从此不再信任任何男人，不敢想象去和谁约会，更不用说再婚了。除此之外，我所居住的小镇也没有犹太男人，这样我也就没有陷入危险爱情的可能了。
四季交替，年复一年，我与一些普通朋友在一起打发时间。当我的一个同事订婚，另一个生孩子时，我很高兴，心情却依然沉重。
一天，那位风度翩翩的老者又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次只有他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叠纸。“我是东尼·拉米瑞兹。”他说，“我是专门为一位朋友来的。”
他向我解释了这个朋友的状况后，我发现其实只需打几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匆匆记下一些细节，然后向他要电话号码，这样我可以及时通知他事情的进展情况。
“我没有电话。”他说，“我过几天会再来的。”
东尼言出必行，不久他又来了。那时我已解决了他朋友的问题。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后，我们聊了一会儿。
他说：“我在铁路方面工作。但我的英语说得很好，而且我也愿意帮助别人。”
几个星期后，他带来了更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次是帮助一位老年朋友。他来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带来不同的问题。他朋友的问题其实都很容易解决。我真不明白这位聪明的、思路清晰的人为什么竟会带这样的问题来。
一天，我的秘书告诉我，“那个拉米瑞兹先生时不时会在门外看一眼，如果我们很忙，他就走开了。他有什么事需要解决吗？”我感到有点震惊，显然他是想要来看我。
他下一次来时，又开始谈起他那位老年朋友的问题。我趁他话音刚落之际，忙说：“拉米瑞兹先生，你不必找借口来这里，我的工作就是与别人交谈。如果没有人等着见我，你完全可以进来打个招呼。”
他英俊的脸庞顿时红了起来，第一次半天说不出话。然后他点点头，说：“你真是一位聪明的女士。”
“汉娜。”我说，“请叫我汉娜。”
“叫我东尼，汉娜。”他叫我的名字时，用的是希伯来语的发音，我喜欢这音调。“你真聪明。你知道像我这样的老傻瓜，只是希望寻找机会与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聊聊天。”
从那以后，东尼经常来，但从不在我的办公室逗留太久，一般不会超过15分钟。他见多识广，而且也善于倾听。我在不知不觉之中把自己的很多事情都告诉了他——我早年的梦想以及它们的幻灭，还有生活在这个没有犹太男人社区里的种种感受。
有一天，圣安东尼医院打电话告诉我：东尼住院了。那个电话使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但那天下班后，我还是去看了他。我坐在他的床边，我们谈了很多。后来我又去看过他好几次，直至他出院。有一次护士问我是不是他的女儿。“不，”我说，“我只是他的朋友。”
“噢，”她答道，“我很高兴他还有你这个朋友关心他。从没有其他人来看过他。”
我感到奇怪，一个为许多人做了那么多好事的人怎么可能孤孤单单的呢。
几个星期后，他又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次我想告诉你我的故事。”他说。
“好。”我回答。那天办公室里很清静，我们有充足的时间交流。
“我的名字——你知道，叫唐璜·安东尼奥·拉米瑞兹。”他说，“我是巴斯克人，在法国边境的山区长大。我们在家时讲巴斯克语，我在学校里学会了西班牙语和一点儿法语。”
他说起了年轻时帮父亲放羊的那段生活。那时候，他学会了如何目测一捆牧草的重量，而且还能看出秋天的新鲜牧草和雨后春天的牧草在重量上的差别。他回想起自己十几岁时独自一人来到美国的经历——放羊、购买牧草，最后当上了一名火车乘务长。
“我游历了整个西部。”他说，“那时候，铁路是唯一的旅行方式，火车上满是人。我长得高大英俊，我那欧洲人特有的礼仪让人们觉得我出身皇族。我在每个城市都有相好的女人：盐湖城、拉斯维加斯、洛杉矶。有时女乘客会邀我去她们的包厢做客；有时我会在洛杉矶待上好几天，因为有女乘客邀我到旅馆共度良宵。我舞跳得很好，大乐队演奏的音乐也很棒。我的生活潇洒极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俯过身来认真地对我说：“汉娜，我从未结过婚。我认为自己有钱就应该寻求刺激，我有招之即来的漂亮女人。那个时候，我以为这些就是人生的全部，以为我不需要任何人。”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大叠钞票摇晃着，全是100元和50元的钞票。他耸耸肩，把钱塞回口袋，“现在我老了，依旧孤单一人。”
会不会有一天我老了，也是孤单一人？这想法让我不寒而栗。我不想变成一个悲哀孤独的老太太，靠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跟陌生人聊天来打发余生。
那夜，东尼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找出被自己扔在一边的朋友来信，开始认真地一一回复。不久，我辞掉了这份繁重的工作，开始在公立学校授课，生活在充满活力的孩子们中间。我想把这一切告诉东尼，但一直没找到他。
有一天，我开车经过城区的一个陌生地带。当我把车停在停车标志牌下的时候，我猛然发现，横穿马路、从我车前经过的正是我那位高贵的朋友。
“东尼！我有几个世纪没见到你了！”我禁不住狂喜地喊道。
“汉娜，你为什么还待在这里？”他那溢于言表的失望使我惊奇。虽然他曾建议我去墨西哥，我却从未表示过要搬走。
东尼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银色圆珠笔递给我，“这个给你，汉娜。你搬走以后一定要给我写信。”
接过笔的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他是对的——我必须搬走。如果留在这里，有一天我也会变得老迈而孤独。我低下头来掩饰充满眼眶的泪水。当我抬起头来想向他要地址时，他已经悄然离去了。
我决定改变我现在的生活，但我仍然害怕让别人接近我。恐惧不能再成为躲在保护壳里的借口了。难道东尼没有告诉过我，作为一个15岁的小男孩，他来到美国时是多么恐惧无助吗？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买牧草，而爱达荷的牧草捆与巴斯克的大小形状都不一样，他无法凭目测算出它们的重量，他自然也不能识别秋天和春天牧草的不同。但是，他坚持下去了，最终获得了成功。接下来，他在铁路方面的事业也很成功。
我突然明白了，他的许多故事都是关于如何克服恐惧的。我已经31岁了，比他当年到美国时大了两倍多。即使我搬到另外一个州的其他城市，我仍然还在自己的国家里，说着同一种语言，生活在相似的文化背景中。这难道是件多困难的事吗？
我在几个月之内卖掉房子搬走了，开始了我回归生活的旅程。我想写信给东尼，让他知道这些并且感谢他，但我没有他的地址。
离我最后一次见到东尼已有20多年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已经离开了人世。这些年我经常会想到他，在我的婚礼上尤其思念他。我相信，他一定很喜欢我那踏实能干的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