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小说《石点头》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徽商的遭遇，令人心酸：
有位徽州姓汪的富商，在苏杭收买了几千金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去发卖，来到荆州税关，如例纳税。守关士兵，见货物甚多，要汪商纳税银十两……
汪商听说要交税银十两，分明是要他性命，如何肯出，说道：“莫说我经商这么多年都没有碰到这等事，就是近日从沿途各税司经过也从无此例。”这话一出激恼了士兵，劈脸就打，骂道：“贼蛮，税钱不交，还放什么狗屁！”
汪商是个大本钱的富翁，从不曾受这般羞辱，一时怒起，也骂道：“砍头的奴才，我正项税银已完，你们如何又索诈银财，反又打人，有这样无理的事？罢！罢！我拼这几两本钱与你们拼一场。”回身便起，欲待奔回船去。那士兵揪住他，又是两拳，骂道：“蛮囚，你骂哪个？且见我们爷去。”
汪商叫喊地方救命，众人见是士兵行凶谁敢近前，于是汪商被这班人拖入衙门。
吾爱陶(时任荆湖路条例司监税提举)方出堂放关，众人跪倒禀说：“汪商船中货物甚多，所报尚有隐匿，且又指称老爷新例苛刻，百般詈骂。”吾爱陶闻言，拍案大怒道：“有这等事，快查验他的货物。”汪商再三禀说勒索打骂情由，谁来听你。
须臾之间，货物尽都抬到堂上，逐一看验，果然少报了两箱。吾爱陶喝道：“拿下重打五十板！”吾爱陶又道：“漏税，例该一半入官，教左右取出剪子来分取。”从来入官货物每十件官取五件，这叫做“一半入官”。吾爱陶新例，不论绫罗绸缎布匹绒褐，每匹平分，半匹入官，半匹归商。可惜几千金货物尽都剪破！汪商扶痛而出……
好一个吾爱陶，大耍淫威，又打又罚，百般侮辱，包括公然诬陷“少报了两箱”，这叫汪徽商如何受得了。竹板雨点般打下，打在汪商身上，也打在了众多徽商的心上，于是他们大彻大悟：与其被打被罚，不如主动奉送，免遭“砧上鱼肉”被乱斩之苦。
明代万历年间，大兴土木，朝廷资金短缺，徽商吴时佐灵机一动，慷慨捐输几十万银两，报效朝廷。结果天子下诏表彰，并经由朝廷达官重臣急令传下，吴时佐顿时身价倍增，地方官府再也不敢任意敲诈他了。之后，他生意一路顺风，原先掏出的几十万银两，也很快就悄悄地回流到他的腰包里。
化被动的被敲诈勒索为主动的捐输“报效”，徽商找到了一根理想的攀附、献媚封建势力的救命稻草，这根救命稻草也使得徽商的事业如日中天。
所谓捐输就是在朝廷遇到大灾、战争或兴修水利需要大量资金的时候，允许臣民大量地向朝廷捐献，以缓朝廷之急。朝廷为了“奖励”这些“善举”，往往给他们加官进爵。对朝廷而言，可以名正言顺地“敲诈勒索”商人；对商人而言，无奈之下的捐输“善举”不仅可以使他们光宗耀祖，更为重要的是借此可以进入官商的行列，并得到朝廷的赏识，这为他们的经商之路大开了方便之门。
所以徽商对捐输乐此不疲，出手大方。明万历年间，歙县商人吴养春一次就向朝廷捐银30万两。入清以后，两淮的徽州大盐商江春、洪箴元、鲍志道父子、黄潆泰等“捐输”给朝廷的数额更是以“几十万两”为一个数量单位。有人根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做过统计，从1670年～1804年（清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100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捐输给朝廷的银两就有3930.2196万两之巨，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数万两。
大量的捐输给徽商的“回报”也是相当可观的，如歙县商人江春就因组织盐商捐输有功，深受乾隆皇帝的宠幸，乾隆亲自给江春加授布政使衔，荐至一品，并邀请江春到京城参加“千叟宴”。江春由一个商人而一跃成为朝廷的一品大员，并“以布衣上交天子”，可谓荣誉至极！
徽商在“取” “舍”之间用心良苦，这种化被动为主动的“捐输”堪称徽商精于“投资”的妙笔之作，徽商无不得意地称之为：
移家为国，庶几不利为利乎！
今天，这种“不利为利”，对政府进行投机的方式是应当批判的，但是，当时徽商为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创造商机而不惜巨资，却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