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内幕

明朝嘉靖年间,大官僚严世蕃设宴招待狐朋狗友,评议天下富户的等次。在他们看来,家产50万银两以上的才算当时富户。屈指一数全国共有17家,除了严世蕃自己,以及蜀王、黔王、太监高忠、张二锦衣等靠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财富的达官贵人之外,徽州商人有两姓,山西“晋帮”有三姓。

另据当时的“社会学家”谢肇淛记录:万历时,“新安大贾”中已有拥资百万的富翁,而二三十万的商贾已不足为奇了。到了清代,一个叫李澄的说,乾隆时,以徽州商人为主体的两淮盐商中已有“富至千万”的大商人(诸如徽商汪廷璋)。他又调查分析道:乾隆时,在扬州业盐的山西、徽歙富商共有一百数十家,其资本总额约七八千万两,而清朝在其财力最充沛的1781年(清乾隆四十六年),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尚不及淮商资本之多。难怪两淮盐商之富,竟使天子为之动容。乾隆皇帝南巡时,就曾惊叹道:“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雪球越滚越大,徽州大贾愈来愈多。然“富甲一方”的徽商究竟是如何迅速增值财富,积累起巨额资本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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