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票号的帮助，官吏的许多欲为之事是难以成功的。他们要想升官发财、存储脏款，必须有票号予以运筹。同治年间，左宗棠降收了董福祥，任以新疆陕甘总兵，后升提督，军饷调拨频繁需要有人经办，遂通过朋友与蔚丰厚票号商议，由蔚丰厚派人在迪化设立分号，经汇存董福祥军队军饷，蔚丰厚票号积利甚多，董福祥私蓄亦达十几万两。安徽芜湖道童某卸任返乡时，将在任所搜刮的脏款十万两，交蔚丰厚票号汇回原籍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取完，不计利息。
有名的光绪八年（1882）“户部云南贪污案”，也是由票号参与进行的。在捐职监生、天顺祥票号经理王敬臣和捐职布政使理问、平遥乾盛亨票号经理阎时灿的积极帮助下，云南省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府潘英章通过办理云南报销，由昆明汇京白银185000两，以八万两贿赂户部、工部官吏16人，打通关节，崔、潘二人除在京购买奇珍异宝及挥霍浪费之外，还有部分银两又汇回原籍藏入私囊。
清代官吏将贪污受贿所得赃款存储票号，各地皆然。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蔚丰厚、协同庆票号成都分号收存了四川官员徐春荣、钱玉兴纳贿之款。徐、钱二人由于有人上奏而遭到查处。经调查二票号底簿及票号管事人，徐春荣自1890～1893年，先后存过银一万两，汇过上海及转浙江银共47000余两。钱玉兴先后存过银11000两，汇过安庆等处银7300余两。1916年蔚丰厚票号改组蔚丰商业银行时，袁世凯就以其弟袁世辅的名义在该银行投资入股100万两白银。但袁及各官吏在表面上和公开场合，却把自己打扮成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清官”。袁世凯还借此“整”了一伙“贪官”。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北京。当时帑藏一空如洗，西太后饬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筹款维持。袁世凯欲使所属各官僚捐献巨资，于是在署设盛宴邀饮各官员。席间说出意图，不想这些官员闻听争相诉苦，说所得俸金不敷需用，一个个婉言谢绝。袁世凯大为不快，他考虑半天，想出一计。
一天，袁世凯派一得力精明之人找天津蔚长厚票号掌柜甲某，声称现有大宗公款要存储。掌柜询以需息金多少，来人说三分。掌柜说：“敝号存款，利息最多不过八厘，若要三分，实在不敢负担。”来人又说：“这是官款，不可以他项论。”掌柜说：“敝号惯与官场往来，……”接着举出某藩司30万，某阜司20万，某道员、某总办、某统领各有所储，先后不下百余万，其息率皆五厘六厘暨七八厘不等，无有出一分以外者。来人说：“我不相信。”掌柜说：“如疑吾言有伪，取簿呈核如何？”来人点头，甲某即取来账簿正欲展阅，忽闻报告有客谒见。此人乘机对掌柜说：“我把此簿册带回让袁总督检阅后，他便相信你所言非虚，我也好交差。”
数日后，掌柜派人入署取簿，得到的回答是：“总督尚未过目，隔日再来。”这样往返数次，还没取上，其时已届新年正月上旬。清朝惯例，每届年初，印委各官，必赴督辕贺喜。一日，袁见账簿上列名者已齐于署，于是同时传见，并留他们饮宴，席间又提及筹款事宜，这些官员还是诉说窘状，以实在拿不出钱相应。袁世凯当即变脸说：“我已知诸等各有巨资储蓄晋商蔚长厚票号，为什么还要哭穷呢？”袁世凯遂即从袖中取出簿册示以众人。这些官员哪敢承认。袁世凯说：“我想你们决不会有这样的造孽钱，定是奸商假托公等名义。”于是马上打电话召票号掌柜到署，厉声叱道：“刚才我已遍询各大人，都说并无巨款存你号之中，你为什么要假用其名呢？这种事情必须严厉惩处。”掌柜俯首无言可答。袁又说，既为人假冒，此款理应入官。于是不容置辩，派员随掌柜去，按账簿所载存款人存储数额，尽数提取，共约105万两。明知这是袁世凯的圈套，但这些官员只好哑巴吃黄连。
当然这只是个特例。一般来说，票号对于官吏个人的私款，受贿的横财是严守秘密的，账簿根本不示于人，一旦遇到查抄处分，票号绝不实告，或转汇原籍支取。至于任上的公款，按清朝定例，在京则存户部，在省则存藩库。但官吏多将其公款存蓄票号，好做私下的人情。这样，官僚在票号的支持下，既获得了高官厚禄，又有了藏富的保险柜；而票号则不仅取得了大量公私款项的存放，扩大了其营运资本，且取得了官僚的政治保护。二者互为利用，朋比为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