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集体谈判看成是把整个美国政治经济推向社会民主化的一种方式。鲁瑟不但非常出名，而且因其极具创造性的领导能力而被许多自由党人士寄予厚望，而且他也不负众望。1945年他所领导的针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大罢工就是最好的例证。那次罢工不但使工人们的工资提高了30%，而且对汽车制造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要求其公开账簿向公众证明，在不提高价格的情况下也可以为工人涨工资。
1946年当选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之后，鲁瑟设计了战后的宏伟蓝图。首先，他对刘易斯从煤矿所有者处所取得的突破表示怀疑。作为一个忠实于罗斯福的人，在战争期间鲁瑟就与刘易斯的观点相左；如果说刘易斯的目标是建立以雇主出资为基础的私人福利，鲁瑟则认为这是一种极端反动的想法。但是，由于受共和党的控制，使国会进一步进行社会保障立法已不太现实。于是，鲁瑟又陷入了沉思。鲁瑟传记《底特律最危险的人》的作者尼尔森说：“那时鲁瑟说：‘好吧，为了让政府提供全民医疗保险和更好的社会保障，我们已经进行了努力的尝试，但是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就由企业来埋单吧。’”最终，在鲁瑟的领导下，汽车工人联合会开始了美国以雇主为中心的福利制度的谈判。
工人联合会签署的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根据合同公司向员工提供健康保险和其他福利，条件是工会停止一年一度的汽车工人大罢工。当时的工会首领沃尔特·鲁瑟本来希望通过罢工促使汽车制造商要求政府为工人提供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但是汽车制造商并不想参与社会化保障计划，没想到最终工会通过谈判的方式促成了这一解决方案。该合同为后来通用的长期亏损埋下了导火索，并最终导致通用破产。——译者注...是一个里程碑。这份为期5年的合同规定，将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20%，养老金要达到每月125美元（在当时该数字已经很高了），公司还要提供医疗保险金。《底特律条约》作为行业关系的转折点得到了国内媒体的喝彩，有些人还极力吹捧鲁瑟。但是鲁瑟自己明白，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角度来看，《底特律条约》实际上是一种退步；因为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目标是将真正的资源从企业转移到工会手中，就像刘易斯所做的那样。但是对于汽车制造商（以及其他美国企业）来说，刘易斯的模式是行不通的。鲁瑟发现自己基本上是在推开一扇已经打开的门，企业会提供一些新的保险金，但是在管理层的严格控制下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