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为什么《论语》这么火？
里村：于教授你是如何理解中国现在兴起的“儒学热”的？为什么单单是你讲完心得，能让《论语》这样火呢？
于丹：你问我《论语》为什么这样火？同样，也有人问过我怎样看待“于丹热”。我同样以一种谦逊的态度来对待，讲《论语》本来就是我率性为之的东西，就是我本着快乐和真诚所做的事情。它在客观上可能造成了另外一种效果，但是没必要说一开始非要刻意如何的。我只能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抉择，是由本世纪初的特殊外在机缘和内在机缘的巧妙碰撞、结合而成。
从外在来讲，自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转型之后，经济大发展了，各式各样的文化都进来了。物质文明迅速发达起来，人们突然处于一个可以进行多元选择的环境之中，不免会产生很多迷惘和困惑。就是说，文化多元，困惑也多元，所以人人都有需要，每人心中都需要一个“孔子”。
从内在来讲，我们的文化判断的价值多元化，使得大家想要找到一种选择标准。而这种选择标准是我们血液中共同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又是每个人无法拒绝的。正是这种中国人或者东方民族一个内在的心理依据，所以才需要从头寻找自己的经典，让我们面对整个世界，去找到固定的一个支点，我们的人生才有价值。生命要有定力，我们需要坐标，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
说到我在电视上讲解《论语》，因为在《百家讲坛》上恰恰是由我出来讲，我想，如果不是我而是别人来讲，也会是如此（效果），《论语》也会热起来、火起来。因为大家这种对国学的热情和向往已经积淀了若干年，犹如蓄积已久的火山，一触即发。
里村：虽然是这么说，可毕竟是你通过电视台把《论语》说活了，点燃了这座火山。就是我们日本人读起来也倍感朴素、亲切而且通俗易懂，说白了，可以让我们活学活用。虽然日本研究《论语》的书多得很，但是像你这样地诠释、解读，的确很有说服力并且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你是基于《论语》本身的魅力还是巧妙利用了大众传播的工具？
于丹：坦率地讲，兼而有之。“道不远人”，《论语》本身非常通俗易懂，而传播技巧就在于我把它跟今天的生活联系到一起，直指人心，我的解读方法为了给普通百姓一种信心。因为我本身虽然是教授，可并不是研究国学的教授，而是讲授传媒学的。大家看我的书会感觉到与以往专门解释《论语》的书有些不同，因为我不是从学术理论的角度去诠释，而是从其外部进行拓展，把一些经典理论化成生活小故事让大家能够自己去感知、感悟。
进一步说，解读《论语》就是还原经典的朴素意义，而不是站在儒学的角度去做静态展示。为什么我的书中文版名叫做“心得”？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己所得，千万人有千万人的所得，那么这种心得的延伸首先作用于人心。比如中日两国人民都喜爱《论语》，并且经常去学习、感悟它，这就会形成我们共同的心得。
里村：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和弟子们的对话集，经过于丹教授的解读，给现代的人们提供了一套非常好的人生教材。我们日本人都把孔子比作是至高无上的圣人，是万众敬仰的圣贤。那么，在于丹教授你的心中，孔子是什么样的？
于丹：我可能跟你们不一样。在我眼里，孔子不是一个我敬仰的圣贤，而是一个我喜爱的朴素并且温暖的长者，他为人特别厚道，对人不尖刻，一向以“恕”道对人，即宽恕包容，《论语》中描述过这样的情景。孔子不爱说话，有一次他上课时感叹：“予欲无言”，即我不想说话了。学生问：老师你不说话，“小子何述焉？”即我们转述什么呢？孔子淡淡地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焉？”孔子就是这样，身体力行胜过言传。
孔子是一个有道德心的人，他身上永远有一种温暖的光彩，所以他才能穿透千年的尘埃，总是能给予我们以心灵的抚慰和温暖，他是一个最朴素道理的昭示者。
里村：前不久，日本一家新闻报道说：中国开始复古，于丹讲经要复兴古代文化……你是如何看待这条报道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