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的范围来说，传播可分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
对内传播的传播对象在国内。传播者与传播的对象相距很近，甚或就生活在传播对象中间，比较容易听到传播对象的呼声，对他们的喜好和口味也不难了解，因而易于解决好传播的针对性问题。
相比之下，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就不好解决，因为传播对象在国外，远隔重洋，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的差异较大，彼此有不同的民族的习惯，不同的语言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些差异就给对外传播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在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上都与对内的传播不同。比如说，在中国的对内传播主要是讲当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新闻，而对外传播的内容当然也少不了这些，但是除此而外，还要偏重于中国基本情况的介绍：如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神奇的中医、中药和武术、美丽的风景区、古老的长城、多彩的民族、宗教的情况、普通人的生活。总之，对外传播的内容既有今日的主旋律，又有昨日的光辉，借以传播中国的两个形象：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形象和文明古国的形象。
对国内读者来说，我们用不着在报刊上去给他们介绍长城是怎么回事，新中国的国旗国徽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早知道了。但是，对外国读者来说，这些都是新鲜东西，非常感兴趣。当市场经济兴起的时候，国内读者兴奋起来，喜欢这方面的报道，同样的内容讲给外国读者听，他们的反应却不热烈，因为在他们那里百年以前就搞了市场经济，你认为是新鲜的东西他却视为旧事物。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国内读者感兴趣的东西，国外读者并不感兴趣，反之，外国人喜欢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喜欢。内外读者的胃口有别，我们的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也应该有别。明白了那些区别点，我们就可以掌握分寸，加强对内对外彼此各异的针对性。
于丹的成功，关键在于她独特的讲述方式。朱熹也讲《论语》，钱穆也讲《论语》，当今中国，各高校许多讲堂都在讲《论语》，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掀起这样的狂潮？
就讲述技巧而言，易中天强调了“平民立场”4个字。他说，“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亲和力，亲和力来自于‘平民立场’。观众认为你与他一样看问题、想事情，就没有距离、没隔阂，不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没有对立情绪，也就不会产生逆反心理，不仅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故事中那些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也和他们一样，他就爱听你讲话。”
于丹“心得式”的解读方式，能更好地还原《论语》作用于人心的初衷，能降低经典“入世”的成本。对学术界以外的大众来说，这种讲法太好了。别小看一个个小故事，她就把《论语》讲活了。
一句话，于丹尊重了大众传媒的规律，使用了恰当的方法和技巧，用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是她的讲座火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事媒体工作的人都知道，“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传媒接近群众、吸引受众的不二法门。既要贴近群众，就要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央视《百家讲坛》将节目定位于“初中文化水平”，就是基于对受众的深刻了解。制片人万卫分析说：“初中文化水平并不是指为初中毕业的知识层次的人服务。实际上，只要你跨出所学的学科，在其他学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学物理的，历史对你来讲就是初中水平。”多么精到的分析！由此我们似乎又一次体味到了“三贴近”的威力。
于丹的成功，方法技巧固然重要，传播工具亦不可或缺。有人说，于丹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位巨人，就是在中国独一无二、在电视传播领域具有某种“垄断”地位的中央电视台。是电视这个主流传播媒介的巨大影响力，造就了于丹的水涨船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