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要说的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前些日子，由于我和伙伴们共同创建的“九条会”②事务，我去了埼玉市，见到了组织集会的那些人员，其中有一人让我随即产生了“啊，此人是特别之人”的感觉，只看了一眼他的脸型和态度，就觉得仿佛一股电流传了过来。十多年前曾与他见过一次或两次面，可他的脸型却早已经忘了，这其中也有彼此都上了年岁的缘故。尽管如此，还是把他给认了出来，随即意识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与之交谈过后，重新确认了此人便是肥田舜太郎①。原子弹爆炸那会儿，他作为军医救治那些负了伤的士兵，其后就一直在原子弹爆炸和医疗的接点处持续着他的努力。这个人此时就站立在那里，他的存在本身与四十多年前邂逅相识的重藤先生重合在了一起。是的，我们身边就有这种类型的人。早在将近三十岁时，我就经历过这种邂逅。而且，在我遭遇人生里不曾有过的巨大困难——自己的儿子带着先天性脑部重疾出生到这个世界时，我去了广岛，受到那样一些人极为宽容的接待。我觉得，这是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幸运。
——刚才您说到了“九条会”，该会于二〇〇四年由您和鹤见俊辅②、小田实③、井上厦等人组建而成，二〇〇五年曾在东京湾的有明圆形大剧场举办近万人参加的集会，目前已经成为很大的市民运动。对于大江先生的相关社会性发言和行动，萨义德在与您的往复书简里这样写道：“大江先生，你不是为了网罗名声以及奉承，而是为了踏入人的存在所伴随的复杂且不见人踪的泥沼，在动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个不可估量的信誉力量。”
此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意识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长期以来，萨义德本人一直是哥伦比亚大学具有代表性的教授，还是一个拥有高度文学修养的文学理论家。而且，他曾把来到纽约要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的阿拉法特那份讲演稿，帮助翻译成地地道道的英语文稿，他也因此在中年时直接介入到巴勒斯坦问题里去。但是，由于对阿拉法特路线感到不谐调，便抽身离开了阿拉法特。对于奥斯陆协议，他是最为强烈的批判者。在那以后，作为独立写作者，他继续从事着与巴勒斯坦问题相关的工作。在现实中，萨义德不是那种沾着满身泥水进行活动的人。我——当然无法与他相比——也一直坚持反权力的立场，不过就像先前说过的那样，即使参加了示威游行，也不曾将其置于小说家生活的最高位置，经常只是在持续着小说家的人生。我没有深入现实政治活动的经历，估计也不会有人将我视为政治上的同志。但是，小田实呀，他是一个好作家和优秀评论家，与此同时，还是深入现实的活动家。虽然我也参加了同一个市民运动①，却将重心置于文学之上。较之于实际运动，我更多是在使自己的主张显得合理。因此，在现实的运动中，我们的主张总是归于失败，比如广岛问题、冲绳问题、核武器问题，还有不久将要出现的宪法危机，全都是如此，自己的主张几乎从来没有实现过。然而，即使撞进无法通过的死胡同，也从不曾被打翻在地以致考虑背弃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感到自己是虎头蛇尾之人的缘故了。
井上厦的艺术性工作和实际活动也是大致如此吧。他在创作非常有趣的、崭新的戏剧，比如广岛的人们在经历了怎样的遭遇后仍顽强生活下去，他创作了表现这种内容的美丽的戏剧，并被改编为电影，以便让外国观众也能够理解。最近，我在法国演讲时，也碰到有关井上厦的戏剧的提问。他就这样将人生的重心放在了演剧或者文学之上。此外，对于他作为市民在“九条会”开展的活动，我有一种亲近感和敬意。
——也不知是那种生活下去的姿态，还是出于灵魂的共鸣，对于萨义德与大江先生这两人的发言，我感触良多。与您同年出生的萨义德，因白血病于二〇〇四年九月去世了，他一直奋斗到最后一刻，为朋友们留下了“就理性而言，我是悲观主义的，可就意志而言，我是乐观主义的”这么一句话语。他告诉朋友，阿拉法特是无可替代的，并没有其他选择，也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可相信事态终将改善，就这个意义而言，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大家也都在说，他有必要相信人们不可能永远持续彼此间的争端，对于萨义德来说，这个必要是非常迫切的。最近我看了由佐藤真①导演的《格格不入②》这部电影，大江先生在被这顶核保护伞所覆盖的状况下，作了大胆贯穿着乐观主义的发言，现在，我终于理解了您这个发言的真意。与此同时，萨义德在面对“后期的工作”时，也被大江先生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悲叹”（grief）情感所大大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