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人第十七 宋教仁（5）

　　宋教仁的死，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哀思。4月 13日，国民党人在上海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者二万余人。各界人士慷慨陈词，赞扬宋的革命斗争精神，要求政府追缉凶犯。4月 25日，谭人凤等人致电政府：“为宋教仁铸像，开设公园。”1914年 6月，宋教仁墓园落成。宋教仁遗体迁入墓地当天，送葬者达数万人。墓地近似正方形，墓寝坐北朝南，为圆柱体半拱顶状，墓前立墓碑，“宋教仁先生之墓”系集孙中山墨迹而成。墓顶塑有雄鹰斗蛇的青铜雕塑。墓区正中石柱顶端耸立宋氏全身西服坐像，用大理石雕刻而成，坐像底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于右任所书的铭文是：“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 !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宋教仁的死使政党政治没及开卷即收回，中国社会仍回到革命政治和暴力政治中去。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本来还停留在暴力政治和革命政治阶段。宋不过象征了政党政治的可能，不过寄托了中国人的宪政梦想。故这个年轻人的死去，使得当时和后来的人都痛悼天不怜惜中国。汤化龙当时的挽联是：“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林长民的挽联中也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教仁推崇备至。
　　
　　但这种评价只是历史的假设而已，汤化龙和林长民的盖棺定论，有着中国人传统的溢美的成分。死者为大，死者意志为英魂为毅魄。传统文化的人物品评并非英雄史观，而更近于英雄死观。至于同时代人的比附，如章太炎对宋教仁以“江左夷吾”目之，张謇则称宋为来君叔，认定宋死以后，再求一个调停南北的鲁仲连已不可得，更是传统的人物观念。
　　
　　对宋教仁的评价，倒是梁启超、谭人凤、孙中山等人的看法庶几接近本来。梁启超称宋教仁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谭人凤称宋教仁为“破坏建设一身肩，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的一大政治家，孙中山的总结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这些评价比较到位。因为宋确实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最有现代气质的政治家，他的组织能力是一流的，他的合作能力也是空前绝后的。
　　
　　但这样的政治家自有其历史和个人的局限。历史当然不容暴力政治的逻辑骤然转换成政党政治，它需要时间和生命的献祭牺牲。一如谭嗣同为变法流血，宋教仁命定为宪法流血。而就宋教仁的个性而言，他的革命年代太自信也太顺利了，二十而不狂非吾子也，他顺应革命，而以天下为己任，并在理性、战略和才识上均秀出众人，这是即使今天百年后的新一代人，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们所需要参照的人物。但三十以后，他仍那样勇往直前、孤军深入地用革命手段来实践自己的宪政梦想，实在是完全走到社会的对立面，或说跟社会脱节。他自负“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忘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空间或社会公共领域是极为虚幻的，更不用说，他的同志都不一定信赖他。
　　
　　宋教仁的政治锋芒太露是明显的，他在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都开始游离于政治时，提出了“责任内阁”、“政党政治”，并把同盟会改造成国民党，确实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找到了新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但他不仅在党内党外树敌太多，招忌太甚，就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理解，对比国人的政治觉悟，宋教仁超前而不为超前做人才储备，因此孤绝，虽然理性而不够务实，虽有战略而无战术权宜。他提倡内阁制，但当实力派同意内阁制时，他又加码要求责任内阁或政党内阁，这就强人所难，甚至强一国之难了。袁世凯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宋教仁不能也不会入阁，原因是，他虽然是最有合作精神的政治家，但为推销自己的政治观念而在各党派中树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其次他坚持政党内阁（清一色由国民党成员组阁）。袁世凯当然不同意宋教仁的想法，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没有足够的人才，这显然是事实。
　　
　　后来人不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一味抽取简单的轮廓，为历史的假设而寄托自己的白日梦，持论说“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1913年，那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离民主自由最近的时候”，“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等等，实在是对我们中国的历史谬托知己了。这些前现代国民的依附心理也许是“我之不出若天下苍生何”的社会基础，但历史人物可谓多矣，又若中国苍生何？
　　
　　这个三十已过的政治家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中了，他是全新的，以至于显得不属于中国，而跟中国暴力逻辑支配的政客、群众、党徒们格格不入。他临终前还致电袁世凯，本已决意倒袁却又对袁寄予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蔡东藩评论说：“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跟宋教仁一样明白政党政治意义的左舜生却没有宋的好运，左生不逢时，他在蒋介石的党国专制里，根本无能施展，因此更有实践经验来评点宋的宪政好梦：“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借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