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名超声医学工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如果国家不尽快采取措施，把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增高的势头遏制住，将来势必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在法律出现空白、法制尚不健全、有关领导和专家尚未关注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以提案方式反映真实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认为，通过民主党派和各级政协向政府反映社情和建议，是一条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
1994年10月，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我以一个普通农工党员的名义，将这一敏感话题写成了《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调应引起高度关注》的党员个人建议，上报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参政议政处。
章诒学秘书长和其他领导同志对这份建议十分重视，很快又以“农工党北京市委会”的名义上报农工党中央。
1995年，这份提案提交到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
农工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会领导在对待我的提案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让我这个新党员深受鼓舞和教育。
事实证明，中国各民主党派不是什么“政治装饰物”。
只要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利的建议，你就可以大胆地提、放心地提。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全国政协提案委按“急事急办、特事特1办”的原则，在八届三次会议期间，召开了由国家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农工党中央等单位参加的“现场协商会”。
农工党中央指示我在协商会上作主题发言。
在协商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蒋正华家里打去电话，我向蒋副主席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顾虑，他在电话中亲切地安慰我“不要紧张，就按建议所反映的实际情况讲，有关领导会理解的。”蒋副主席的话让我精神放松了许多，也进一步理清了我的发言思路。
第二天，我作为提案的第一作者，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
会议室里坐满了各协商单位的主要领导，其中有国家计生委派出的副主任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现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维庆（右二）在笔者（右三）的陪同下了解B超仪器使用情况。
2农工党中央农工党首亮出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红牌李宏规、蒋正华和四位司长。
会后才得知，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佩云同志为开好协商会做了周密安排。
她指示正在天津开会的几位司长连夜返回北京，立即准备材料，做好现场答复准备。
会议室里还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的记者，他们都希望参加协商会的部、委领导就性别比增高问题接受现场采访。
鉴于当时提案内容的高度敏感性，领导们都婉言谢绝了。
会议开始后，当我面对如此众多的“顶头上司”，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思想压力，甚至有些后悔不该提出这么敏感的提案，因为这毕竟是一个需要某些部门承担责任的重大问题。
但是，转而一想，我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员，有责任、有义务向上级如实反映涉及民生、民意的重大社会问题。
否则就是失职、失责。
尽管提了，单位不会给我多发奖金；不提，单位也不会扣发我奖金。
但是，提了就可求得内心平静，不提就会受到良心谴责。
世界上最难承受的不是别人的批评，而是来自内心的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