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您一定知道，2004年，雷默（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基辛格咨询公司常务董事，曾担任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写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但是这并不代表北京的观点，只是他的一种中国观。此前还有《华盛顿共识》，是约翰·威廉姆森（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20世纪60至70年代，他曾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担任经济学教授。他所创立的“基本均衡汇率”、“汇率目标区”等理论已经被写入欧美国家的国际经济学经典教科书。）写的，也叫“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曾经并不成功地指导了拉美的经济改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商学以及国际和公共事务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批评。因此，现在媒体在说，三种共识在争论。其实中国没有参加这场争论。
奈：在此我想补充一点。刚才您提到了三种共识，不管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些共识主要是在小范围内，主要是在学术界或者政策界，很少的一批人在探讨不同的共识。实际上，就美国公众而言，很少有人知道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它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探讨，在公共政策领域里，其实它并不重要。
赵：谢谢您指出它的影响很小，我们也就不必费很多精力去研究它了。
奈：我认为所谓《华盛顿共识》恐怕也就是五六个人的共识。（笑）
当然在它的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含义。
赵：刚才之所以提出这三种共识的问题，是因为我有一种忧虑。似乎现在是由非中国人在渲染中国的发展之路，而中国确实没有这样的意图。但是有的舆论说，中国在推广自己的模式。这是没有的，没有这样的事实。刚才我说过，中国的哲学认为必须“因地制宜，审势而行”，任何国家如果照搬他国的做法，都会失败。
奈：其他国家如果真想借鉴，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你们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受到了启发，他们会去探究能不能从中吸取经验，也能够获得同样的成功。从这个角度来讲，其他的国家要借鉴你们的模式，是因为其内在有一种动力，而不是因为你们自己去宣扬这个模式。退一步说，即使中国真的想要推广她的模式，我可以说，你们在这方面做得也不是很成功。
赵：中国的模式自然是中国的创造，但事实上在不同的方面也参考了美国，也参考了欧洲，也参考了日本，也参考了新加坡，他们的模式其实也不尽相同。我们把他们其中的某一点拿过来，结合中国国情，加上中国文化的载体，予以创新。中国为什么认为不能全盘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我用一个故事来解释一下。在两千年前，中国有个智者，叫晏子，他曾经说过，橘子如果种在淮河以北，就成为枳，不是橘，如果种在淮河以南，就是橘。它们的叶子是一样的，但是果实的味道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土壤不同。（出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原文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制度和橘子树是一样的，也不能异地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