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我们接着幽灵司机和超速列车的比喻继续探讨。我觉得对于中国和西方来说，双方都需要努力克服彼此之间存在的偏见或误解。
在此，我想到了一个历史的事实。过去的500年以来，西方国家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最后由美国创立了现代民主。拿交通来讲，几乎所有这些交通规则，都是由西方来制定的。他们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遵守西方制定的交通规则，这个规则成了国际的规则。这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西方还有一个观点认为，西方所制定的这些模式，比如说民主模式，实际上是最完美的，是人类社会最终的规则、最好的模式。就如同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美籍日裔学者。兰德公司顾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历史的终结》、《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等。）教授在他那本《历史的终结》中所言，“我们眼前看到的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发展的最终形式被普遍接受。”他认为西方的模式就是人类所追求的终结了，是最好的了。所以，他希望其他国家都能够接受西方的这些规则。
当然我们不一定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现在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体系，中国也相应地在制定自己的一些新的规则，这些规则可能比西方的现有规则更适合中国。我觉得，从沟通上来讲，中国有义务也有责任向西方记者及时提供充分的信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就西方记者而言，他们也有责任尽可能及时、全面地搜集关于中国的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告诉他们的读者。但是我觉得目前这两个方面做得都还不够。从中国方面而言，可能并没有很及时、很全面地把信息提供给西方媒体，而西方媒体在客观报道中国方面可能做得也不够。所以，两方面都需要改进。
赵：您提到弗朗西斯·福山的这本书我读过，但是并不能苟同他的观点。就是在本周，他对日本记者又说了一番话。他说，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他认为中国今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不太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基层官员腐败等具体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他还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历史终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参见日本《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对福山的专访：《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
多：我们很赞同福山先生的这个观点，他修正了他自己的历史终结的学说。实际上我和约翰在《中国大趋势》中，一直都在描绘中国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如果要继续探讨下去，我想问：什么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不可以来描绘一下？
赵：好主意！当前世界有着不同的中国观，比如说“北京共识”（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论文随后发表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上，旋即在欧洲、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一时成为世界的焦点。）也是一种中国观，对中国模式的不同看法，就是不同的中国观。
